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考量

“喜马拉雅条款”常常与涉及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涉及第三方效力的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联.英国法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约定化的“喜马拉雅条款”和《鹿特丹规则》法定化的“海运履约方”制度均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我国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及《海商法》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条款的效力或者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予以应对.     

海上货物运输权责二元制与一体化：从喜马拉雅条款到海运履约方制度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与其代理人、雇用人、分合同人、受托从事实际运输任务的人、履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任何义务的其他履约方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相应的货方的权利与责任,从喜马拉雅条款下的二元对立,发展到实际承运人制度下的融合一体,再发展到海运履约方制度下的深入一体化,体现了贸易、航运产业利益博弈的均衡。这一发展规律对我国如何对待最新的国际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具有启发意义。     

《鹿特丹规则》批量合同的起源与解读

批量合同是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发展产生的一种新类型合同,其概念被《鹿特丹规则》采纳并成为新的国际货物运输合同标准,诞生于贸易全球化趋势之下,具有特殊内涵和作用。批量合同与我国《海商法》及《合同法》对于传统合同法理论中的相关原则和性质理解有一定差异,为了破除这种法律背景差异和适用中的冲突,对于批量合同应当在《鹿特丹规则》制度下进行解读,为我国引入批量合同概念以及适应国际立法趋势提供理论依据。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适度回归--《鹿特丹规则》第80条评析

为了防止具有垄断地位的承运人损害货主利益，长期以来在海上货物运输法领域形成了以《海牙规则》为代表的强行法体制，通过立法和司法干预排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但在当今许多学者对这一强制性体制提出了质疑。《鹿特丹规则》第80条，对批量合同回归合同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在批量合同中背离公约中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时这一回归也附有严格的条件。考虑到国际海运市场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在修改《海商法》时应采纳《鹿特丹规则》第80条的规定，但同时应注意对批量合同的定义加以限定，并采取一些公法上的措施加强监督，防止承运人利用合同自由原则损害小托运人的利益。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的权衡:一个得失兼具的体系

相较于既存的三大海运公约,作为最新国际海运立法成果的《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体制做了较大变革.无论是责任期间的扩展与限制,还是归责原则的加重与缓和,都体现了立法者在承运人责任确定问题方面不断权衡、反复平衡的态度.应当看到,权衡之间有得有失,合理改进之处为数不少,但不妥争议之处亦不在少数.     

论《海商法》中实际承运人的相关法律问题

实际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的重要当事方 ,由于《海商法》对实际承运人的法律界定很不明晰 ,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本文以实际承运人的概念阐述为基础 ,对多种情况下实际承运人识别问题进行了划分 ,并探讨了实际承运人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问题。     

《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影响

无论是现有国际公约,还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都认为凭正本提单交货是承运人执行运输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义务。但是,由于船速提高等方面的原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一直是困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主要问题之一。《鹿特丹规则》试图设计一套合理的制度使无单放货合法化,但其无单放货的规定与当前航运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根本不同的,也会对中国《海商法》的修订产生影响。     

论指示提单下承运人的审单义务

在承运人签发指示提单的情况下,除须凭单放货外,承运人对请求提货的人所持有的提单是否负有审查背书合法性的义务,在当前中国法律中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提单定义以及流转规则的规定,阐明承运人具有审单义务,对完善法律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指示提单下的背书制度从商业惯例到国内国际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实务中也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基于背书制度的基本属性与重要作用,其应当在提单所涉及的各类法律关系中作为权利义务的重要内容,包括承运人在提单法律关系下对提单背书的审查义务.     

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以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为视角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鹿特丹规则>.该规则较之以往的<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方面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并进而揭示出新规则对承托双方利益的平衡.     

论《鹿特丹规则》对托运人诉权的制度重构

从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中有关托运人诉权的法律困境着手,通过对《联合国统一运输法公约》（简称《鹿特丹规则》）中有关托运人诉权问题的制度规定和立法创新的分析,提出了我国海商法借鉴《鹿特丹规则》完善托运人诉权问题的制度构想,以期能在解决海上运输纠纷的海事司法实践中为保护托运人诉权提供有益参考。     

基金会理事制度比较与借鉴

基金会属于财团法人,没有自己的成员,因而也就没有社团大会即意思机关,属于他律法人。理事会是基金会的重要机关,在性质上属于执行机关。基于基金会机构的特殊性和理事的重要地位以及基金会目的的公益性,基金会的治理机制也必然不同于社团法人。各国和地区立法上对于理事的选任、权利和义务、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及责任的追究等方面的规定有比较大的差异。比较而言,我国立法上的相关制度有较大的不足。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其它立法对理事制度的规定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心中的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探析

新旧交替时代的丰富与混杂、突破与守旧,往往不是能够用进步和落后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括的。在“顽固”“保守”“守旧”等负面词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无数次碰壁、磨难之后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惯性。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在“解冻期”一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活在过去受到禁锢的年代,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富有朝气的时代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内心阴影,又有长期禁锢带来的思想能力的丧失。     

论国际航空货运代理人法律地位

如今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实践中,货运代理人已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定义,以代理人、缔约承运人等身份参与航空运输。不能一概将货运代理人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代理人．而应当结合航空货运单、当事人间合同的具体规定、货运代理人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货运代理人收取合同对价的方式以及当事人的交易惯例等因素,综合判断货运代理人的身份并确定其法律责任。中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公共运输企业才能成为缔约承运人,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明晰货运代理人的真实身份。     

国外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启示与借鉴

现阶段,切实保护我国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在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方面起步早,取得了许多成功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制度应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政府在扶持弱势群体中的作用,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     

反补贴视角下的上网电价合法性分析——以欧盟“国家援助”审查为例

上网电价制度是否构成补贴,这一问题目前在WTO项下已经产生但尚无结论。欧盟在国家援助审查当中对此进行了回答。欧盟在十余起裁决当中先后树立了"资金来源"、"国家权力"、"国私企业是否一视同仁"三项标准。在欧盟项下,上网电价即便构成补贴,也会因特别法规定而获得合法性豁免。但在WTO项下,即便上网电价未必合法,目前各国也仍然通过"君子协定"维持其默示合规性。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可以充分利用上网电价制度,但应同时注重可再生能源激励机制的市场化。     

论航海过失免责之废除

《鹿特丹规则》废除了航海过失免责,有学者认为这大大增加了承运人的负担,我国不宜加入该公约。然而,废除航海过失免责不会导致承运人的成本大幅增加,反而有利于航行事故的减少、承托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和社会成本的降低,反映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发展趋势。同时,它对现今的海上保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和碰撞责任制度也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论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的现实建构

无疆域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与各国开发利用外层空间追求技术性级差空租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外层空间安全形势的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安全的军备控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同时,从现实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防止外空武器化作为各国"利益-权力"理性博弈的过程,其实质是外层空间多样权力的社会建构。分析外层空间权力类型及其互动,既可正确把握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的特征,也可现实探讨推进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现实建构的有效路径。     

分析实证法学的法律发现观及启示

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分析实证法学将实在法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了兼顾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法律体系。这为法官从体系性的法律中发现裁判规范预设了前提。在思维模式上,该学派融决断论与规范论思维于一体。在具体司法方案的采用上,分析实证法学虽然向“创造法律”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但是一直秉承着“发现法律”的司法策略。这对于时下的我们而言,一则要恪守规则至上的司法理念,二则要贯彻发现法律的司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