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所乐何事--兼论儒家德福之道

“德福之道”的实质既是“德”“福”能否一致、道德高尚能否得到幸福回报的问题,也是关乎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问题。儒家虽然没有直接将“德”与“福”两个概念联合起来考察,却深谙二者契合的机理。对于这种契合的状态儒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乐”。透过儒学史上一则重要命题“孔颜之乐”,可知儒家所说的“德”往往是“大德”,“福”也不是刻意追求得来的,而是一种自觉、自由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德福一致观是有条件的。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谈“孔颜之乐”内含的德福一致命题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德国托福4月开考

前不久，教育部与德国签订协议，正式推出Test DaF考试。Test DaF意即“外国学生申请入学德语水平考试”，汉语可简称为“德福考试”，是由德国“学术考试开发协会”下属的“德福考试研究所”按照“托福”模式设置的一种全球标准化考试项目，申请进入德国高等院校或者到德国从事科学研究者都必须通过这项考试，故被称为德国的托福考试。德福究竟怎么考？它同现行DSH考试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考生所关心的问题，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留学咨询处的负责人倪本洪给予了详细说明。倪本洪介绍，在中国设置“德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     

维护社会公正，让“德福一致”成为价值导向

德福相背损害了社会公正,影响了道德的可持续发展。要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实现德福一致,让“德福一致”成为 价值导向,因为德福一致体现了道德和利益的统一,体现了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平等,而实现德福一致的 有效路径就是建立道德回报机制     

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天命线索

心性论发源于原始宗教,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初,而西周的天命观则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天命依据（此即“德命观”）。周人的立国叙事中隐含着其天命观的两个重要分支：一为文、武受命,为“人为论”之渊薮;一为太王、王季受命,为“天意论”之理论根源。两者均承认天命的道德性,信奉善恶报应,坚持德福一致;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善或作恶取决于人自身,而后者则认为心性的善恶由天而定。但自西周晚期起,“人为论”逐步沉寂,“天意论”日渐兴起。“天意论”的理论延伸是为“命定论”,孔子的天命观可为其代表,不过,孔子“圣人”神话的破灭却促使儒家德命观向“时命观”转化,而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因此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藩篱,进而获得独立性与自足性。     

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模式及特性——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并以天、命、性、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命义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陆贾对儒家治国思想新阐释之考证

汉初陆贾为了向以刘邦为首的草莽英雄式的统治者们推行儒家仁政主张，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治国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     

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儒家和谐观之我见

儒家认为，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儒家所讲的“和”体现了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和”体现了一种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反映了儒家对时空平衡以及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可以中庸的方法实现。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略论儒家“内圣外王”境界

“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儒家“内圣外王”是从“天人合一”内化为“天人舍德”始，中经人的心性修养外化出王者天下，即“内圣外王”的自满自足，最后再返归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核心命题“内圣外王”的真谛，以求教方家。     

“礼乐之和”与儒家艺术精神的建构

“礼乐之和”是儒家对关和艺术本质及价值的思考，是儒家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抽象。“礼乐之和”体现了美和善、情和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多方面展现儒家实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易经》中的哲学与儒家的改造

《易经》是卜筮书，但孔子在其中理解到“刚健中正”的思想内容，于是以此精神改造儒家，使之从相礼的小人儒发展成刚毅木讷的君子儒。孔门提倡杀身以成仁，这仁诚的理论与《易经》生生不息的思想相结合，为后来仁学的发挥打下基础。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当代的新儒家如果脱离儒家道德哲学的实践性，会失去儒家的根本精神，他们的学说也只能作为哲学教师课堂上的教材，很难称之为“新儒家”。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先秦儒家耻感文化略论

“耻”是中国传统道德“八德”之一，被认为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儒家所重视。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逐渐将耻感文化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并且积极发挥着知耻在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洁身励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耻感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影响并融入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     

从《唐律》看儒学对古代立法的影响

文章从“礼治”和“德治”两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的法律观，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认为《唐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对中国及东南亚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慎独”思想的现代反思

“慎独”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德性，一直备受儒家推崇，其最初的含义为“诚意”，指内心的一种精神状态，后理解为个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做到思想和言行的谨慎有德，后一种含义多被广泛接受。“慎独”有其一定的境界，即应注重不睹不闻的“隐微”处，“隐”和“微”即为“慎独”的两端。儒家“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在个人修身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其最初实为儒家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推崇的德性，其塑造人民道德高度自律性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的有效方式。今天我们既要发扬“慎独”注重自身完善的内向思维品质，又应将其从对人的情感压抑中释放出来，伦理存在的价值应建立在真情之上，只有真情投入的道德才会带给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