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国学典籍阅读笔记

从20世纪开始,"国学"的概念已经由此前专指国家的最高学府,转换为"国故学"的简称,即"国学"是中国传统故有之文化与同时对其研究所表现的学术思想的统称,时下"国学"通指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学"溯本求源,从章太炎和胡适最初界定的"国故学"基本内涵的起点上,探求"国学"的应有外延范围,并对社会政治、道德的几个基本范畴加以分析,探求"国学"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意义所在。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三)

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在于:一为"实践感性",一为"实践理性".明此区分,是建设中国学问之当代构架的出发点.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国学"若干问题浅议

"国学",即"国人之学"的简称,意为中国人的学问或学术;"国学"有自己的"源"和"流",如果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兴起的活水源头,那么,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则构成了"国学"发展的三大干流;当前我们复兴"国学",有其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而要推进国学复兴,必须在"普及" 与"提高"方面狠下功夫.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洋务运动再认识

对国家、民族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最底层原因;洋务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起点;"官督商办"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中国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绕不过去的一道关口,是当时中国既定政治框架内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选择,包含着妥协与无奈。"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首先是洋务派对中西文化价值判断的结果。     

国学“被”商品化:国学推广的一种偏离

学界、媒体等为推广国学做了诸多工作。而在此契机下,国学却被某些人当做谋利的商品。国学＂被＂商品化使得国学推广以营利为最高目的,呈现出种种乱象：国学＂被＂一味媚俗、＂被＂无序供应、＂被＂炒作营销、＂被＂低级消费。其实质是对国学推广的偏离：营利至上是对国学推广＂文化担当＂的偏离;一味媚俗、无序供应、炒作营销是对国学本真的偏离;低级消费是对＂化民成俗＂的偏离。而真正的国学推广须是利他的、客观的、理性的。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日本中国农村研究50年:内容演进与学术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研究立足于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整理了1965—201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立项课题。统计发现,该领域日益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中国农村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探索阶段、茁壮成长阶段、多元发展阶段的演进趋势,呈现了多领域研究与学科交叉融合、稳固的研究机构与学者、中日学者合作与交流、密切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等学术特征。总体而言,日本中国农村研究依旧处于活跃状态,系统整理与译介述评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史料信息等是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科学“马克思学”的意义

西方有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叫做"马克思学"。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学"的性质有两种基本看法:即科学的"马克思学"和非科学的"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学"一般地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因而是非科学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片面的。尽管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所持的方法或理论观点以及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的,但也不能认为是完全不科学的。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偏重对马克思的著作、文献及一切思想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不能正确地处理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总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分割开来,这是错误的。相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构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