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人格理想和儒家文化心态─—试析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对科举制的赞赏。从“士”的伦理出发,视道德人格为“士”的人生最高目标。她视野开阔,在文化观念上有一种超越性,奠定了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桥”的地位。     

试析汉字"一"的文化底蕴

汉字是先民以实践经验为基础 ,对客观现实及人的主观心理进行概括的书写系统。文章分析了“一”字的本义 ,并解释和“一”字相关的“三”、“士”、“天”、“元”等字的文化含义 ,从而说明汉字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 ,更多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意识 ,传达着最初的朴素的文化观念     

“天人合一”在经济全球化中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各种问题，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危机表现为学习西方中出现的“同化”和“异化”，但中国文化具有重建和整合的优势，在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协调、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象学中的内在与超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批评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动机是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内在化”的危机,试图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构造特征也克服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并且提出了“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思想。但在列维纳斯看来,胡塞尔不仅没有克服现代哲学的“内在化”的危机,反而将这种内在性的逻辑推向了极端,以至于使得任何超越性都变成意识的意向性构造成就,也就是说,将一切超越性都内在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看成是一种否定外在性、超越性或他者的“总体性哲学”。通过对于胡塞尔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思想的批评和改造,列维纳斯将内在性和超越性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超越性或无限性思想。首先,他对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进行改造,将作为内在性从意识和表象的领域改造为一个包含了享受和家政的“自我主义”领域。然后,他将这种内在性的“自我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由此揭示出了一个不能被内在性领域所包容的纯粹外在性、超越性或者他者的伦理领域。但本文认为,列维纳斯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阐述这种纯粹的超越性或他者的伦理维度如何显现,因为任何显现都是一种内在化。     

一个小康村的"孝"文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金湾村为个案,探讨了农村中“孝”文化危机:长幼地位颠倒,子辈“剥削”长辈,养儿不防老,等等。分析了“孝”文化危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指出了“孝”文化合理内核在当代的价值,并且提出了建构新型“孝”文化的有关对策。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持世救偏”——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使命

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快速推进,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遇到了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如何正视这一危机、应对这一挑战,这是知识分子当下一个紧迫的课题。从中国传统的“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看,“持世救偏”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当前,知识分子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着力点应在五个方面。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全球视野中的文化认同与僭越——兼论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

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给落后民族或国家带来深重的认同危机 ,在短期内经济无法赶上的情况下 ,它们都把重建文化认同来作为迎接挑战和解决认同的快捷手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建立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 ,即“文化决定论”和“文化支援论”。认为 ,只有资本才是解决民族认同的决定力量 ,文化决定论是文化的一种僭越 ,只会坠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文化支援论把文化工具化、庸俗化 ,解消了其超越性的理想性成分。实际上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人类应该超越一种启蒙心态来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 ,文章分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认为儒家文化可以为人类的整体和谐与沟通行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     

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

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机制的现代社会,使得乌托邦思维遭遇深刻危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空间革命”和全球视界的融合,已经根本打破传统乌托邦想象的空间。象征人类永恒超越精神的乌托邦的当代匮乏,至少可以从人的奴化心理、“历史终结论”的文化语境、悖离设计初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解析。总体上,放弃意义和价值的现代性,成为它摒弃乌托邦意义与价值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嵩之起复问题探

根据宋史的权威史料和四明史氏宗谱的记载,说明南宋右丞相史嵩之起复问题的真相,太学生们说史嵩之“闻讣不行”、“匿丧罔上”、“无父无君”、“视父死如路人”等等纯属造谣中伤。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试论知青作家的精神姿态及其心理基点

知青作家在 80年代表现出“神奇土地”拟构型、“知青苦难”状写型和“远村岁月”感悟型三种精神姿态。其共同的心理基点 ,是知青时期“生命乐园”失落后的命运自悲情结。心理逻辑分别表现为“殉道”意愿及其自我维护、自命优越及其自悯自谅、自伤身世及其对乡村的“他者”意识     

生存焦虑与情志离合--魏晋文学自觉的动力探源

汉末党锢使士大夫“群体自觉”走向“个体自觉” ,其下层文士因生存焦虑 ,将个体自觉表现为对生命的追问 ,创作出《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生命的追问成为世纪的主题。建安文人情志合一 ,形成建安文学最具特色的“风骨”。其后期由曹植强化文学的抒情性 ,向情志疏离的晋代文学过渡。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中 ,阮籍与嵇康以其创作反映了该时代士大夫扭曲的心灵。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