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儒家的人格特质与政治影响

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于儒家拥有鲜明的人格特质,儒家之所以拥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在传统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于儒家从人类的历史延续与自然延续之中发现了人生价值。儒家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文章主要从儒家的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从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生成路径以及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政治主体这四个各方面进行了剖析,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解读。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儒家秩序需求与君主专制政治

儒家思想代表了小农社会生存权利的现实秩序需求。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儒家与现实政治结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要付诸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权威。儒家理想的实现并不以否定业已存在的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相反,儒家认为君主政治怀有维护民众生存与安宁的实质性目的。但是当儒学不断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时,它也因过分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时也因为君主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而引发了对儒学的认同危机。     

诗与非诗——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初探

中国古代诗学有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儒家诗学重艺术（诗）的依存性，即重诗与政治、历史、道德等的关系；道家诗学重艺术的独立性，即重艺术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探讨。道家诗学尽管常受压抑，但仍然生生不息，对中国古代诗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既有对峙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正是这种对峙与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诗与非诗的复杂形态     

《诗三百》的经典化及其影响

我国上古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作品,经过孔子及汉代儒家学者的整理、传授和阐释,实现的经典化,相当程度的失去了其原真风貌;由秦汉儒家诗学理论确立的中国诗学传统,对个性化的抒情予以遮蔽乃至否弃,对中国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经济在儒家的价值天平上——试论经济在儒学中的地位

从个人道德完善的角度出发,儒家对经济是轻贱的;但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视野中,儒家对经济则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无论是轻贱还是重视,经济并不是儒家所关注的目标,仅仅是他们实现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手段和工具。经济在儒家中的这种可怜地位可以作为中国经济两千年来艰难发展的一种注释。     

瓦氏夫人的修齐治平观和政治道德理想研究

瓦氏夫人是壮族土司岑猛的妻室,著名的抗倭将领。她一生的政治行为从个人生活史短时段的层面上看,可以折射出她个人的心路历程、修齐治平观和政治道德理想;从田州岑氏土司家族史中时段的层面上看瓦氏夫人的伦理政治,可以管窥壮族土司变迁史的一个横断面;从大历史、长时段的层面上看瓦氏夫人的政治道德理想,可以看作是儒家意识形态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过程的一个缩影。     

论儒家君子与王维的人格塑造

王维一生把"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作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一方面自觉躬行儒家所设立的"仁"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在修养;另一方面积极入仕,把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实践,并使其政治理想具有儒家的"仁政"特色。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论先秦儒家荣辱观的道德实践特征及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荣辱观是儒家早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儒家基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要求。其道德实践特征鲜明，主要表现为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推崇以行为旨归的实践精神，政治生活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政治生态与思想文化伦理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新的进程中，先秦儒家荣辱观从文化内容、历史使命、道德教化的实现方式等方面都能发挥历史的资鉴作用。     

“主文而谲谏”理论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成因

“主文而谲谏”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重要的诗学理论。这一理论与汉代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汉代表面上儒生地位提高,可以纵论邦国济世之大道,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实现立功立德抱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用解经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利。它是汉代士人在争取自己话语权利的过程中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妥协在诗学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经学时代的产物。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