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四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难点与对策

四川黄河流域主要位于甘孜和阿坝的民族地区,处于高寒地带。特殊的地理区位、人口状况、发展阶段,导致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缺乏多元性、治理决心缺乏坚定性、治理举措缺乏力度,治理机制缺乏支撑。这些难点对民族地区构建生态屏障带来了挑战,需要黄河流域民族地区输入“生态至上”发展理念,输出强烈生态意识;推进“生态转型”生产行为,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动员“生态参与”人民力量,建设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多层次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设一个从理念到行动、从政府到民众力量动员的围合体系。     

数字赋能与创新构建：打造更具韧性的城乡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提升城乡治理共同体韧性的全新范式。立足数字赋能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融”+“集”社会治理共同体、“促”+“提”经济治理共同体、“规”+“推”环境治理共同体、“控”+“管”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创新框架。从以精细化为着力点，加强数字乡村部署；以信息化为推动点，赋能数字治理决策；以质量化为实践点，推动智慧农业转型；以持续化为发展点，构建城乡治理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数字赋能打造更具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分析与框架设计

作为资源富集地区,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以中央政府提出的“适度分权”为原则,实现了从单中心管理到双中心治理的转变,为多中心治理奠定良好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多中心治理是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方向,也是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顺利扩围的关键。文章将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成10个中心,包括中央级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协作部门、自治区及以下级次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治区及以下人民政府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地方协作部门、纳税人和涉税第三方机构。探讨其多中心治理机制,分别为税收立法系统与税收管理系统的“授权-负责”机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系统的“监督-协助”机制,税收管理系统内部的“领导-反馈”机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管理-遵从”机制,税务机关、纳税人与第三方机构的“咨询-协助”和“咨询-服务”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可通过多中心参与,实现顺利扩围和有效治理。     

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的社区教育实践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的分析,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针对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中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的问题,需要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探究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对于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促成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实现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业协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机理、困境和思路

行业协会以决策咨询、管理与服务的形式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其基本价值追求在于实现“令各方满意的高质量职业教育”。治理实施的实质即网络治理,呈现为网络型治理结构与网络化治理过程。从网络治理“点”、“线”、“面”与“流”的角度考察,发现行业协会参与动力不足、组织能力偏弱,专门责任机构缺乏,参与管理无序以及有效参与治理职能未充分彰显等问题。实现职业教育“善治”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有三：明确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强化行业协会的责任意识;提升决策咨询、管理与服务效能;完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确保治理有序运行。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行动与治理策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模式分析

区域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采用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模式,先后经历了“民间组织局部合作”“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和“嵌入性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如今,迈向了“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也从协同治理转向了元治理。经过3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成效明显,但行政管理的“漏斗式竞合关系”、经济发展的“诸侯式分布格局”,以及社会网络的“捆绑式合约链接”制约了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也延缓了高质量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建构实体性嵌入的制度框架、重构统一性尺度的标准体系、打造多样化类型的办学格局、创新校企“双元”的协同育人机制、优化重点性支撑的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