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髑髅赋》解析——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

张衡在东汉可谓是"士"的先知先觉者,他以<庄子>"髑髅"命篇的<髑髅赋>,是汉赋中第一次仿庄子寓言而作的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体现了张衡对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此后汉魏赋家多有此类作品,<庄子>"髑髅"作为论及生死的文学意象因此在魏晋得以传播,张衡的首开之功是值得肯定的.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音美”再现——析H·A·Giles译《秋声赋》

诗词等韵文的翻译不但要追求译文的"意美",而且应尽量再现原作的"音美".赋是一种特珠的文学体裁,赋虽非文非韵,其写作手法却更多体现了诗歌等韵文的表达风格.<秋声赋>是一篇极富艺术美感的赋文,其艺术美不仅表现于内容和思想更表现于语言的美感.其中,音韵美则是其语言美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秋声赋>译者Giles凭借深厚的中英文菌底以及高超的双语转换能力在<秋声赋>英译本中完美再现了原文的"音芙".     

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

萧统具有重视文学教化功能的正统文学思想;基于其正统的文学思想,他的文体流变论对<诗经>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认为赋源于<诗经>,后世的赋其实就是<诗经>的变体;他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比刘勰更为合理,对应用文体的分类则详细而又适中.他的这种文学观是对当时文坛浮华繁缛文风弊端的有力矫正.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橘颂》、《赋篇》结构模式探源

在追索我国古代咏物文学之起源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咏物体"作品--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在结构模式上具有同构性,即重言而递进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与先秦诸子纵横家论辩之辞所常用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同构关系.今不辞浅陋,对这一现象进行揭示和分析.     

《离骚》"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为主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13-32章属于以"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结合的赋比兴诗歌文本类型,"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各占文本整体1/2左右,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汉魏六朝俳谐赋初探

两汉大赋为辞赋之主流,而魏晋六朝的俳谐赋为其支流,历来不受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大赋惊彩绝艳,旨在讽谏;幽默之赋则文体多变,自嘲嘲人,为抒情之利器.认识幽默赋的创作,应先了解"滑稽"的三层含义,以明其精神源流,由中深入明嘹滑稽幽默之赋具备的俳优语言的特点,以及指桑骂槐,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创作形态.本文将此类赋依照其讽刺对象,分为三类,一为幽默自嘲之赋,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为例,探讨其特色;二为诙谐讽刺之赋,以王褒<僮约>、鲁褒<钱神论>为中心,分析其风格;三则为纯粹游戏之作,通过对魏晋以降大量的诙谐杂戏之作,如袁淑的<鸡九锡文>类作品的考述,申述其精神.进而对其历史背景、文学技巧展开论述,又在说明俳谐赋的文学史价值.     

《离骚》"象事行"之"赋"为主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1-12章属于以"象事行"之"赋"为主的赋比兴诗歌文本类型,即"象事行"之"赋"占文本整体1/3以上,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长笛赋》艺术特色探索

<长笛赋>是汉代音乐赋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以描写长笛演奏艺术为重点,对制笛之竹的艺术潜质作了生动的揭示,对长笛音乐的艺术感染力进行了充分渲染,对文人君子不识长笛艺术的当代价值发出强烈的感叹.<长笛赋>有着与<洞箫赋>截然不同的创作动因与宗旨.这既是马融人生经历及人生定位的折射,也是其审美取向的艺术显现.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美国文艺作品中阶级位移主题模式的嬗变

美国文艺作品中的阶级位移主题是一个未被学术界重视的边缘话题,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研究其主题模式的嬗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悉此类美国文学作品的崭新视角.根据拉梅耳(R.J. Rummel)的观点,梳理了文艺学视域内的阶级概念,以此标准定义出阶级位移的主题并归纳总结出美国文学作品中"堕落"与"成功"两个主题模式.纵览19世纪中前期到当代的涉及阶级位移的美国主流文艺作品,在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勾画出此类作品嬗变的轨迹和特点,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成因,指出女性和少数族裔人民的觉醒是推动阶级位移主题模式发展变化的内因.     

陈琳、应瑒的文风异同比较

陈琳与应(王易)的文风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就作品的文采而论,陈琳文章“微为繁富”,应(王易)“学优以得文”;就作品的气骨看,陈琳的文和赋气骨壮健,应(王易)的诗歌“和而不壮”。陈琳文章的“繁富”、“殊健”主要得之于他的“习”;应(王易)的“文”主要得于他的“学”,而其诗“和而不壮”的特点乃得之于他“流离世故”的生活遭遇。     

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女勇士》

美国评论界一般将汤亭亭归入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一类,将《女勇士》作为非虚构类的自传来接受,结果导致对汤亭亭的边缘化以及对其作品的文学成就的忽视。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文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潮流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女勇士》通过戏仿华裔自传,对这一文类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尤其是对华裔女性通过“被同化”、“被美国化”而受到主流社会接纳、实现“美国梦”的成功故事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该作品对华裔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加工,从而成为典型的历史编纂元小说。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解构主义翻译观视角简析《红楼梦》的不同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奇葩,对它的研究和批评形成了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红学".<红楼梦>在世界文坛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全译本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甚至在某些国家拥有十几种版本.因而对<红楼梦>的不同翻译也成了众多学者热衷的课题.在借鉴和吸收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翻译系统观为哲学指导,以解构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它的两个著名全译本: ADream of ReDMansions 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力求系统掌握解构主义在<红楼梦>翻译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价值所在,进而推动"红学"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红学"的研究领域.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在赋学研究领域中,科技赋以独特的创作内涵,使文学与科技融为一体.这里通过对科技赋创作历程的考察,认为科技赋创作孕育于两汉,完成于魏晋,兴盛于唐宋之世,其创作与科技史的发展及成就相对应,主要体现在天文、地理、医药、机械与生物学诸方面,指出科技赋创作蕴涵着中国古代的道伎传统、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文化精神,体现了盛世作赋的文学致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