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

湖北江陵秦家嘴三座楚墓共出土残简41支(段),内容大多属于卜筮祭祷简,但全部竹简尚未正式刊布.本文根据滕壬生编著<楚系简帛文字编>提供的简文摹本,辑录了其中部分简文,并对这些简文进行了拼接和考释.     

张简缺文拟补与释读商榷两则

本文以《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为底本,对简文中的数量词的拟补和释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商讨,以有利于简文原貌的恢复。     

河西数术类汉简札记二则

在敦煌、居延及肩水金关汉简等河西边塞遗址中发现有少量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典籍类简文。“云气将出”简文为数术略中天文类的“云气占”;“东北来,则逆根”简文属数术略中天文类的“候风占”;“秋风至”简文为西汉时期的七言诗残句。     

楚月名初探——兼谈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

一九六五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罕见的竹简。竹简的内容,是墓主人昭固生前一段时间里有关疾病、祷祝、占卜等生活杂事的札记。从目前拼联的简文看出,这批竹简的记时方法比较特殊,它除以干支记日之外,还以特殊事件记年,用代月名记月。已发现的代月名有“(刑田)(尸示)之月”、“(?)月”(或作“(?)月”)和“献马之月”三种。由于这类代月名在文献中无可稽考,所以一直还不能确知它们各自指代的是哪一个月份。     

战国以前竹简蠡测

我国在战国及秦汉时代用竹简书写典籍,由于考古发掘所得实物的证明,已毫无疑问。至于战国以前乃至商代是否也使用竹简,因尚无实物出士,一般学者大都只是笼统地作些推论。《战国楚竹简概述》(以下简称《概述》)一文说:“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字就象将若干条竹(木)简用两道组绳编缀成一页书之状;典字则象置册于几上,可     

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

走马楼竹简〔叁〕中有反映"波"即陂"枯兼"现象的简文。"兼"的字义,或与"溓"有关,即所谓"深泥""薄水"。求其原义,亦可以发现和"浅"的关系。"波""枯兼"现象,既反映了地貌变化,也体现了水资源状况。这一现象与气候变迁的密切关系,尤其值得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走马楼竹简所见相关现象,为东汉以来气候转为干冷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明。     

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书手、书体试析

在探讨《二年律令》文字的书写风格、书写速度、文字布局、文字结构、书写笔画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年律令》书手、书体的情况。《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为主要书手,书写了半数以上的竹简简文,而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     

楚辞与原始宗教

楚辞,这种文学体裁的内容与形式,均具有浓郁的楚地色彩,其中,楚地的原始宗教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国各国皆有宗教,而以楚地为盛。《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则印证了历史记载。湖北江陵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2700字有关卜筮、祭祀的简文,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儒家等学说的理性精神渐居上风,楚地却巫风盛行,楚人仍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文子》与《淮南子》究竟谁抄谁的

众所周知,《文子》与《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文字和章节,究竟谁抄谁的呢?过去多认为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如章炳麟《菿汉微言》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文子》被认为是伪书的典范,被斥为“伪中出伪”。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了《文子》竹简,《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已整理出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见到由竹简整理出的《文子》。学术界虽有唐兰、艾力农等人力主《文子》为先秦古籍,但因《简介》所引简文仅数十字,伪书说又根深蒂固,至今仍持怀疑、     

读《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札记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11月出版发行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该书收录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内容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等。本文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及时贤考释的基础上,就文字释读方面提出几点自己的想法。如脉书52号简:"凡征五,一征见(现),先<无>活人。"该简第18个字,整理者原释为"活"。从字形看,此字当为"沽"字,应是讹别字。正字当为"活",释文应作:"先<无>沽<活>人"。整理者直接释为"活",与简文字形不符。本文共考辨15条。     

哲理与诗情的合鸣——郭店简本与《孔子诗论》血脉关系的新探讨

郭店简本和《孔子诗论》共同凸显了对“天命观”终极问题的叩问，强调了对“心性论”主体色调的抒发，表达了时“慎独”的真情追求。通过将郭店简本和《孔子诗论》置入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与对读，证实了上述文献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血脉关系，这两类文献正是“七十子”文化时段的产物，也是其学术取向“内圣化”的思想结晶。     

涉医简帛与《黄帝内经》关于痈疽认识的异同

痈疽是常见的外科疾病,但古今对痈疽的认识有差异。通过比较涉医简帛与《黄帝内经》在痈疽分类、病因病机及治疗上的异同,发现涉医简帛和《黄帝内经》都将外伤视为痈疽发病的重要原因,但《黄帝内经》中痈疽的病因还包括饮食、外邪、情志等因素;涉医简帛和《黄帝内经》都认为痈疽是气血不通所致病症,治疗方法总体相似,但涉医简帛记载的方药更为丰富;《黄帝内经》则在涉医简帛所载砭刺启脉治疗痈疽的基础上,用经络、营卫理论阐述痈疽病机,更多地使用了针刺疗法治疗痈疽。涉医简帛和《黄帝内经》在痈疽认识上的差异,与其成书年代、所属图书门类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医学的发展状况有关。     

江陵望山楚简研究述评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两批竹简,其价值甚大,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望山1号墓竹简作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楚国的卜筮祷祠资料,2号墓竹简有关衣物等丝织品名称、特点等内容,向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与热点所在,持续至今。本文尽量搜罗有关这两批竹简的研究论文、论著及相关资料,分发掘与研究历史的回顾、编联与缀合的方法论的探讨及其实践、疑难字的释读、文字编以及标识符号的记录等项目作了述评,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中国文学中竹意象的演变

秦汉之前文学中的竹意象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竹被纳入了文人审美的范畴,这一时期的文人或写竹之概貌,或赞竹之耐寒与坚贞,或于竹中寄托风流放达、隐逸、思乡之情,竹意象由此形成。唐宋文人或对竹细致刻画,或颂扬竹之虚心、孤标,或将个人经历、情感、志向、信仰等投射于竹,竹意象实现了其人格化与个性化的进程,中国文学中的竹意象成熟了。     

新型竹集成材家具的发展前景及其效益

通过与木质家具和传统竹家具比较 ,分析新型竹集成材家具的特性 ,提出开发和发展新型竹集成材家具 ,实现“以竹代木”,是提高竹材利用价值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情况 ,作者认为开发和发展新型竹集成材家具这一“绿色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并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战国楚简方言词语释证二则

结合扬雄《方言》及古籍相关训诂材料,释证战国楚简文字中的古方言词语二则：将《曹沫之陈》的“散果”释为“散敫”,为同义并列复合词,意指击伐;将包山楚简的容器名“算”释读为“戺”,是一种长颈大腹的陶器。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原则与方式——以崇州道明竹编为例

历史上对道明竹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非正规的教育方式,即师徒、父子等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随着社会转型,这些方式已不能完整地传承道明竹编文化,其传承已出现断层,因此需要转变原有传承方式。文章认为将道明竹编引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与教学中,为竹编文化寻求一个稳定、系统的传承机制,将其开发成一种课程资源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学校教育传承道明竹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其自身特点,必须按照整体性、融合性、开放性、活态性、创新性以及分步实施的原则,采取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诗论》“满写简”与“留白简”之争辨析

《诗论》“留白简”、“满写简”现象，引发学者众多的思考。由最初的“留白”处原本有无文字之争，到探讨和阐释其形成原因，进而发展为竹简形制之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然简制之争涉及29支竹简的编联原则和《诗论》文本面貌，事关者大。辨析各家论说，实际上，在《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并不存在“简制”上的实质性差异，二者当属同一篇内容。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