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唐人试律诗诗题取用《文选》诗赋原句或李善注解比勘——《昭明文选》在唐代科举诗中的应用发微之一

《文选》对唐人创作的影响可从唐代试律诗窥见一斑,比勘《文苑英华》所录281题460首唐人试律诗诗题与《文选》及李善注,会有如下发现：士人以《文选》为科考范本,《文选》则是考官出题渊薮;试律以《文选》诗赋原句命题,限定了考生的写作题材、表达模式;士人作诗常借《文选》诗赋意旨,或联类比附,或借古抒怀;《文选》李善注犹如典故大全,成为诗人用典用事的宝库。     

关于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

讲现实性的辩证法一般都得涉及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这一命题最初写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序言里(《法哲学原理》)中译本2页)。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四卷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试论吴幵《优古堂诗话》的禅宗基因

宋人吴幵的《优古堂诗话》借鉴禅宗心性理论、法眼思维以及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以禅喻诗,彰显出禅宗美学思想基因。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上看,《优古堂诗话》在两宋以禅喻诗的诗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对其他诗话类著作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除了共性,《优古堂诗话》更彰显出鲜明的个性。探究《优古堂诗话》的禅宗美学基因对于探究宋代诗学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对于探赜宋代禅宗与诗学的关系均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的重新体认,因而具有诗学与美学的双重意义。     

从《逻辑哲学论》解读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理解他前期思想的惟一线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脉络是: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可能世界是事态的总和。事实是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构成实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实在的陈述;这种陈述有真有假;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事实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由单纯物1构成,原子事实又构成分子事实,分子事实是复合物;相应地,陈述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是命题的最小单位(基本命题),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单纯物不可言说;此外,命题陈述实在并且和实在共享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伦理问题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说的是神秘领域,只能通过意志的直觉和体验把握。哲学的任务是为语言划界并进而为思想划界。哲学将不再是生产命题的知识体系,而是解释命题、澄清语言逻辑的思想活动。     

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及恩格斯对它的改造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引述了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并对这个命题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本文试就黑格尔命题的性质、含义及恩格斯对它的改造等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因果同时”说不能成立——与陈昌曙同志商榷

原因和结果必定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现象,这种时间上的顺序性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前因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前因后果的哲学命题是已为人类实践活动所反复证明、也为古今一切唯物主义者所承认的客观真理.陈昌曙同志在《前因后果说质疑》(载1981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认为:“前因后果的命题是值得研究的.至少,我们可以举出若干实例,表明原因和结果不是一先一后,而是同时出现的”,“原因和结果的同时并存(或曾经同时存在)总是一个前提,作为前提它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时间顺序则是特定场合的因果关系的特征,不是因果关系的一般特征”;进而提出“因果同时性”的命题.这种观点见诸报刊后,一些新出版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问答书也举例论证有因果同时性的现象存在,甚至有的哲学原理教学大纲也将此观点列入教学内容,可见在哲学界已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质疑》对前因后果说的诘难不能成立,所主张的“因果同时”说也是不妥的,特提出商榷.     

《群岛之辨:“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书讯

<正>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群岛之辨:"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一书,已于2014年12月面世。《群岛之辨》是《江汉学术》源《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创设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2011—2014年来刊发的诗学专题专辑论文之精粹,对新诗诗学领域的研究者,包括相关专业的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二十四诗品》再检讨

在宋、元及明中叶以前<二十四诗品>源流难讨,真相莫明,既然如此,我们就不仅有理由怀疑和考证此书是否司空图所作,而且也有理由怀疑和考证此书是否一定就是诗学著作.<二十四诗品>不符合唐宋时期诗评体的普遍风尚,作为论诗诗,这种四言诗体在中国诗学史上很难梳理出它的形成和承传的脉络.作者认为:<二十四诗品>本来未必是诗学著作;所谓"二十四诗品"及各品标目,皆有可能系他人妄加.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洛夫论中国现代诗

洛夫认为,中国现代诗既要对中国古典诗歌和传统诗学精神纵的汲取,又要对世界经典诗歌横的学习,继承是为了创新;主张写＂冷诗＂,反对用激情写诗;诗人应尽可能地投入到具体的创作情景中,做到主体和客体的融合;主张诗的含蓄,反对散文化的明朗;写诗应以小见大,以有限暗喻无限。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朱光潜赋论简议

现代赋学史上,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不专治赋学而对赋有独到认识的批评家。他在所著《诗论》中就赋的起源、赋体的特点、赋的发展演变及赋对诗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对现代学者如何正确认识赋和评价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司空图著作权被质疑后《诗品》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以《〈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为中心进行讨论

关于<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就现有材料看,否定的一方更有说服力.但伪托说对其价值和地位不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二十四诗品>即使不是司空图作而系元人伪托,它也以其对中国诗歌美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卓越阐释和系统归纳而在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值得继续学习和深入研究.     

论“悟”：关于宋代诗学一个范畴的分析——以严羽诗学为中心

禅宗(尤其是南宗禅)顿悟思想对宋代诗学(主要是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思想)产生了具体影响。但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对悟的把握有明显差别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妙悟(悟)实际上是《沧浪诗话》中最核心的本体性范畴。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