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庄、禅名实论比较研究

名实论在庄、禅二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皆从道的立场出发讨论名实关系，认为“道不可名”。但庄子以“名不定”和“道体浑然，万物齐一”立论，禅宗则以“文字性空”和“自性具足，无所染着”标说。两家又都承认“名”的工具性，禅宗则更进一步从“不执空”和“随其机宜，巧施方便”的角度肯定“名”的作用。庄、禅均采用了“反逻辑”“持取对边”“随说随扫”“沉默做相”等方法“假名言道”，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又都带有话语革新的意义。庄、禅之名实思想各有渊源又互相渗透，由此共同促成了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可名非常名:论钱锺书的名实观

钱锺书在著述中曾重点讨论过中西语言哲学都共同关注的名实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名实观。钱锺书既受到先秦“名实之争”的影响,也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指称理论。他认为不能把“字”与“名”直接等同,字取有意,名求傅实,名之“指称”有别于名之“涵义”。他从历时的角度提出了“可名非常名”的论题,认为指无定名,名逐物而迁;名无定指,指因时而变。对名实关系的辨析是钱锺书阐发文学虚构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其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方法。他认为文学语言虚而非伪,诚而不实,有涵义而无指称,因此不应当对其控名责实;分析具体文学现象时,应当辨清名称的真实涵义,不能轻心轻信,顾名忽实。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公孙龙名实关系理论发微

孔子率先提出了“正名”主张,却未能从名学理论上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证。真正首先从名学理论上对早已形成影响的“正名”主张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之论证的人,是名家的杰出人物公孙龙,他因此而创造性地建构起了在当时的中国最为新颖、最为深刻的名实关系理论。公孙龙的名实关系理论,在《名实论》中创造性地建构起来,又在《指物论》里得到了本体性的提升。其眼光之敏锐、立论之深刻、境界之高远,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独到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可以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理论相互解释、相互辉映。     

荀子名实观探微

荀子的名实观主要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继承,同时也受到名辩学派的影响。荀子认为,“名”的实质是“期累实”;其作用是“明贵贱”、“辩同异”;重视“名”的分类,并对“乱名擅作”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依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公孙龙子·名实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称之为公孙龙思想奠基之作的《名实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名实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古代“名实论”的心理学思想

本文简要概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的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管理心理学思想。     

谭嗣同的名实观辨正

谭嗣同提出名实观是为了突破过时的纲常名教对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名词、概念的禁锢。他的名实观体现在：名词仅仅是人们对对象的随意命名、名词没有对应的实体。这种名实观没有搞清语词之名和概念之名的区别,基本上是错误的。为摆脱旧名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的钳制,他提出了“破对待”的相对主义正名方法,并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事物运动的绝对性、事物大小的相对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谭嗣同相对主义“破对待”的正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正名方法是“变名符实”。谭嗣同名实观的现实启示：一是变名符实,促使过时的旧观念改变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二是充实符名,将现实中扩充了的内涵对应的对象加入概念的外延中,使之名副其实;三是循名责实,通过实践创造出与新概念内涵相符合的物化对象。     

《列子》的名实观

挖掘《列子》中包含的名辩思想内容，联系其本身的哲学思想，以评价《列子》在魏晋时期乃至整个名辩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从中也可了解魏晋时期名辩思想的概貌。《列子》名实观的特点是名实相异、各自独立，但认为名对实有“反响”的作用。其名实观与其本体论相联系，服务于其思想的终极目的。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     

关于《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16世纪末 ,欧洲传教士来华 ,明政府也急于改革历法。于是 ,就发生了以天文学为引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17～ 18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东传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论题 ,惜乎受限于诸多因素 ,议论文章或专著 ,往往是以偏概全者较多。张柏春所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一书既详考西方资料 ,也注意东方背景 ,对东西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测天仪器的发展情况 ,均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较为全面的具体分析 ,议论是中肯的。该书图文齐备 ,在类似图书中值得注目。它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从技术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东西交往的途径。在介绍此书时 ,我也补充了自己的心得和说明 ,以更全面理解复杂的事物和背景。     

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荒垦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并促进了赋役制度的变革;作为一种御患措施,堤垸的修守制度虽然经历了由自修到协修再到自修的演变,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     

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论金兀术的"侠义"性格

《说岳全传》中反面人物金兀术忠奸观念和忠义行为表现有四对南宋忠臣良将、对南宋奸臣、对忠良后代亲人、对奸臣帮凶.如此描写,能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以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打动读者,更好地陪衬正面人物,故事情节更扣人心弦.忠奸观念宋元明清时代逐渐突出,金兀术形象的忠奸观念也被打上历史烙印.其外在积极表现和内在自律意识均体现了侠义,这种义还是忠义正统观念与民俗心理和平民意识交互影响的产物.如此塑造金兀术形象也有现实原因.总之,小说忠奸伦理描写的成熟,反映了正统思想、汉民族渴望摆脱民族压迫,唤起民族意识的时代要求和愿望,有引起读者认同互动的创作动机.     

“近代转变”视野下明清文献中的建筑评价

本文在西方建筑文献的比照之下,通过对明清建筑文献中的评价特征的分析,探讨古代中国建筑文献中所体现出的建筑观念,以及近代社会现代转型中建筑观念的深刻变化的性质和特征.     

施拉姆传播模式与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播范式

明清之际约两百年间,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传教活动。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开始将西方文化传进中国。从当代传播学理论出发来审察这一时期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可以看出,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实际上是互为编码者和互为解码者。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互动的,是基本上符合异质文化交流规律的,并对当今的跨文化交流有一定启迪意义,且不失为异质文化传播的一种范式。     

元明清白话词语释

本文选取《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而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较广泛使用的若干条词语进行解释 ,对《汉语大词典》收录而释义不全或释义有误的词语进行补释或订正 ,同时还列举了《汉语大词典》收录而例证晚于清代的数条词语     

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

本文考察了明清时期(1368-1911)白银和铜钱这两种金属货币的比价变动情况及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的比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而中后期银钱比价波动尤为剧烈。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一两白银所能兑换的铜钱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白银和铜钱的数量及其本身的价值、海外贸易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银钱比价。市场上劣质铜钱的大量涌现则是导致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宋元明时期白话词汇在山阴方言中的保留

在当今的山阴方言口语中仍保留和使用着不少元明时期的词语,有的古今词义、词形基本相同;有的在口耳相授的过程中形式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异,形成了同义变体;有的词义有所扩大。文章择释一些有特色的词语,并举例说明用法,以期为晋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