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庄、禅名实论比较研究

名实论在庄、禅二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皆从道的立场出发讨论名实关系，认为“道不可名”。但庄子以“名不定”和“道体浑然，万物齐一”立论，禅宗则以“文字性空”和“自性具足，无所染着”标说。两家又都承认“名”的工具性，禅宗则更进一步从“不执空”和“随其机宜，巧施方便”的角度肯定“名”的作用。庄、禅均采用了“反逻辑”“持取对边”“随说随扫”“沉默做相”等方法“假名言道”，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又都带有话语革新的意义。庄、禅之名实思想各有渊源又互相渗透，由此共同促成了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可名非常名:论钱锺书的名实观

钱锺书在著述中曾重点讨论过中西语言哲学都共同关注的名实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名实观。钱锺书既受到先秦“名实之争”的影响,也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指称理论。他认为不能把“字”与“名”直接等同,字取有意,名求傅实,名之“指称”有别于名之“涵义”。他从历时的角度提出了“可名非常名”的论题,认为指无定名,名逐物而迁;名无定指,指因时而变。对名实关系的辨析是钱锺书阐发文学虚构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其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方法。他认为文学语言虚而非伪,诚而不实,有涵义而无指称,因此不应当对其控名责实;分析具体文学现象时,应当辨清名称的真实涵义,不能轻心轻信,顾名忽实。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公孙龙名实关系理论发微

孔子率先提出了“正名”主张,却未能从名学理论上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证。真正首先从名学理论上对早已形成影响的“正名”主张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之论证的人,是名家的杰出人物公孙龙,他因此而创造性地建构起了在当时的中国最为新颖、最为深刻的名实关系理论。公孙龙的名实关系理论,在《名实论》中创造性地建构起来,又在《指物论》里得到了本体性的提升。其眼光之敏锐、立论之深刻、境界之高远,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独到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可以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理论相互解释、相互辉映。     

荀子名实观探微

荀子的名实观主要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继承,同时也受到名辩学派的影响。荀子认为,“名”的实质是“期累实”;其作用是“明贵贱”、“辩同异”;重视“名”的分类,并对“乱名擅作”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依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公孙龙子·名实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称之为公孙龙思想奠基之作的《名实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名实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古代“名实论”的心理学思想

本文简要概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的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管理心理学思想。     

谭嗣同的名实观辨正

谭嗣同提出名实观是为了突破过时的纲常名教对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名词、概念的禁锢。他的名实观体现在：名词仅仅是人们对对象的随意命名、名词没有对应的实体。这种名实观没有搞清语词之名和概念之名的区别,基本上是错误的。为摆脱旧名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的钳制,他提出了“破对待”的相对主义正名方法,并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事物运动的绝对性、事物大小的相对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谭嗣同相对主义“破对待”的正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正名方法是“变名符实”。谭嗣同名实观的现实启示：一是变名符实,促使过时的旧观念改变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二是充实符名,将现实中扩充了的内涵对应的对象加入概念的外延中,使之名副其实;三是循名责实,通过实践创造出与新概念内涵相符合的物化对象。     

《列子》的名实观

挖掘《列子》中包含的名辩思想内容，联系其本身的哲学思想，以评价《列子》在魏晋时期乃至整个名辩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从中也可了解魏晋时期名辩思想的概貌。《列子》名实观的特点是名实相异、各自独立，但认为名对实有“反响”的作用。其名实观与其本体论相联系，服务于其思想的终极目的。     

“封建”名实问题管见

近来，“封建”名实问题因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问世而成学界热门论题。为“封建”正名是必要的，不能因繁难而漠然置之；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学术探究任重道远，不能简单武断，是己非人；“地主宗法专制社会”一名与中国民主革命三大任务恰合，意味深远。     

论《列子·杨朱篇》

就理论建构而言,《杨朱篇》从名实入手;提出了去名任心命题。而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内在逻辑依据,是死的必然性和虚无性。正是对死在生存论意义上的深刻追问,使《杨朱篇》确立了“从性”这一个体存在的享乐主义原则。而“从性”又同时把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在精神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严格界分开来。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名实论)与翻译的意义观

通过考察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指称论,探索其历史渊源———名实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语言的意义问题等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翻译意义观进行了初步思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意义,意义的指称论(古代的名实论)对翻译意义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但是翻译的意义观却不应建立在简单的意义指称论上。     

先秦名实之乱的文化根源

先秦名实之乱的根源在于礼乐文化本身,它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特点已经潜伏了名实分离的可能.礼坏乐崩和名实之乱都是礼乐文化在解体过程中的表现.名与实没有彻底分离,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痼疾.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中国名实论与西方指称理论之比较

中国古代逻辑学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关系问题,而西方指称理论在西方逻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运用比较方法显现中国名实论与西方指称理论之异同点,旨在说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若以人类为出发点,逻辑学思想普遍存在着,逻辑学具有全人类性.     

“名实观”视阈下的中西语言哲学探微

从三个方面对中西名实观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强调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名实观差异的主要原因,旨在说明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语言哲学具有全人类性。     

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

嵇康一反传统理论，提出“声无哀乐”，认为“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之说是滥于名实的久滞之义。嵇康理论宗本于老庄之学，其意旨在“越名教而任自然”。     

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

研究《典论·论文》的文章较多,但多集中于“齐气”等问题的讨论．探讨《典论·论文》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为把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本文在指出徐干《中论》在名理学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揭著《中论》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中论》论证名从于实的系统性,启发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了对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同时,《典论·论文》针对《中论》轻视文学的态度,高扬文学自觉的旗帜,超越了《中论》．     

中西“名实”观对语义悖论消解之比较

名实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还涉及语言、逻辑学等领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哲学都对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中西方名实观的认知差异导致逻辑学的发展在中西方出现了不同的侧重:西方强调的是分析性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中国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综合性的辩证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引起了中西方对语义悖论产生根源的不同看法。如何将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有机结合,这无疑为语义悖论的消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