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民问题

实现农村现代化,关键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没有农民"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制约培养新型农民的因素,使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处于一个艰难的历程。解决新型农民问题,要从社会大环境出发,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出发,从不同地区出发,以"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为实际目标。只要长期不懈地推进新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农民"人"的全面发展,农村现代化才能实现。     

目前我国农民经纪人的发展状况及其展望

农民经纪人队伍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事物。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物流,同时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加速了农业的科技进步。但从目前农民经纪人的整体情况看,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严格把关、规范管理,可促进农民经纪人经营规模化、活动组织化、手段现代化、功能综合化、市场多元化和服务信息化。     

农村社区教育与农民的社会化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农民的社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必然要求农村社区教育落到实处。要保证农村社区教育的正常进行,必须注意其目的性、启蒙性、党政性、区域性、整体性、全面性等特点,农村社区教育应以培养农民承担各种新的社会角色,并促进农民个性的和谐发展等为主要内容。针对我国农村和农民所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一是要充分理解农村社区教育在农民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新型农村学校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农民培养研究

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从一定程度上说,新型农民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知识管理的过程。知识管理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新型农民培养中的知识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新型农民培养的效果。提升新型农民培养中的知识管理绩效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不断促进农村文化的创新,重视推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构建科学的农村知识管理体系。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农村既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农村社会管理和民生的改善，可以为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积累正能量。十八大确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会管理提供了体制保证。然而，农民的公民性不足、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农民现代意识的培育，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性、促进农村社会的发育，从而形成真正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体制，最终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与一个强大的政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的内在机理包括: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所付劳动量增加,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促进农产品市场交易价格提高,促进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交易费用降低等方面。     

论农民社会心理引导机制和支撑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既要推进农村经济奔小康,又要维护农民心理健康。近年来,农民社会心理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民社会心理健康亟待关注,健全农民社会心理引导机制和构建农村社会心理支撑体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条件。     

对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性思考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是培养现代新型农民,实现农业转型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社会认可程度不高、办学条件下降和办学定位不明确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改革农村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并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解决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问题,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     

论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发展权视野下的农民政治权利保护

和谐秩序建构中农民政治权利保障是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稳压器,是全面发展的保障。现实中,农民存在权利表达渠道过窄、参政机会较少和村民自治运行中形式化倾向严重等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有国家立法阙失、农民维权组织的缺位;更是社会歧视的广泛存在,农民政治权利主体意识阙如的结果。赋予农民国民待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优化村民自治,强化民主程序等必将成为保障农民政治权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