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要素分析——“黑天鹅”与“灰犀牛”之变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最为剧烈的表现形式,其成因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但近年来国内研究对此领域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结合现代风险社会特点,从微观角度探赜其发生的成因要素,这包括事件参与者的形成、共同理念与行动目标的确立、普遍情绪的产生、共同行为方式的选择、诱发因素、社会治理效果等。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各成因要素之间的演化过程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并经由冲突各方不断采取不同策略组合进行博弈导致最后事件爆发的动态过程,“黑天鹅”与“灰犀牛”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风险比喻,虽然其发生概率大小不同,但我们均应谨慎待之。应围绕“事件参与者的形成”这一核心要素,从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向度继续深化相关研究,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深层成因探析

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又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预防和有效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必要前提。群体性事件爆发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从而形成群体心理的失衡和情绪化的冲动,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由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产生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容易选择非正常的渠道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这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学视角看,我国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性的。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矛盾加深,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政治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社会政治生活面临一些弊端,一方面削弱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政治体系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效能。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体系。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新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及治理研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利益冲突和信息传播理论角度出发,基于昆明PX环境群体事件,借助百度搜索指数工具,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传播机制。从大数据思维角度提出有效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对策,这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制定应急管理预案、网络舆情监控、事中应急管控等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深化群体性事件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基本问题

尽管学界对群体性事件这一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亦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群体性事件概念、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及应有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及前景的判断等一些带有基础性的问题缺乏明晰而带有突破性的灼见,结果直接阻碍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对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的防控和应对,因而亟待我们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以利于社会稳定与公民权利的维护。     

社会认知偏差: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心理启动根源

社会认知偏差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深层次社会心理现象,通过对山东部分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并结合近几年来全国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生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认知偏差,主要包括事件诱因责任归因偏差、行为模式结果预期偏差和行为结果价值偏差。因此,改善法的实施现状,消除社会认知偏差;提高公众法律意识,优化社会认知;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合理引导社会认知,是群体性事件社会认知偏差的有效干预对策。     

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规模和数量不断升级。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用解决治安问题的方式加以处置,只注重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而忽视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注重国家权利和社会稳定,而不注重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影响了当前社会稳定。从法律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分类并加以规范,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民事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因探析

民事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导致的相关犯罪正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民事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根据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我们应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角度入手探究其成因.     

转型时期的行政文化变革与营造

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受到的来自行政主体、行政客体、行政制度三方面的传统行政文化阻力进行分析,指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传统行政文化的转型是关键,营造全新的行政文化刻不容缓,它不仅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更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要途径。     

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研究——基于协同创新视角

目前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明显不足,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本文对高校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进行了分类,将高校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分为公益性转化和盈利性转化并分析了各类成果转化的实现要素。具体提出了高校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协同策略。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转型性发展,不是根本制度的转型,更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一种结构型转型,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全方位的改革,同时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以革除积淀在某些制度、体制中的弊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的基本形态。在当前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矛盾和问题。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深层次转型来解决,也只能靠进一步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大趋势和人类文明大潮流来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转型性发展,需要深层次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社会互构理论下关于构建和谐民主关系的探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剧,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民主意识开始根植于我国民众意识之中。和谐的民主关系同样也是建设和谐中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从社会学视野出发,以社会互构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民主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并着重用解释机制探讨推进我国和谐民主关系的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论公共危机潜伏期的预防和准备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现实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处理和解决危机,其实,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的精义在于危机潜伏期的管理,在于危机的预防和准备。因此,政府应该着重做好预防和准备阶段的工作,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危机管理体制。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战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站在全面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这是继党的十七大之后又一次重申社会体制改革问题。＂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开拓了体制改革的新领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也是破解民生难题的新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分析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从机制缺位和法治失范两方面揭示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诱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乡镇企业改制研究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农民为参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分割而选择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不得不进行转型改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文章主要运用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以及行动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在农村由兴起到改制的变迁。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在社区政府、乡镇企业经营者、社区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等各方力量共同作用下,乡镇企业完成了自身转型改制的制度变迁过程。     

公益类青年自组织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快，青年自组织在我国大量涌现。其中的公益类青年自组织更是凭借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实现公民参与、反映青年诉求、融洽社会关系、提供公益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青年价值有积极的意义。为此，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公益类青年自纽织的产生原因、发展现状、运行特点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俄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变化与比较

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反映着特定时代的青年对人生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本文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俄两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变化与比较的分析,旨在展示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社会转型背景下两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异同,认识改革进程、社会转型与青年人生价值观内在的紧密关联,从而为我们比较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提供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