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解析《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

民间口承叙事作为一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集体性创作作品,因其所具有的类型性,以及这种类型性中蕴涵的文化原型,为作家文学创作奠定叙事的基调。以《聊斋志异》中《张鸿渐》及其民俗俚曲版《富贵神仙》、《姊妹易嫁》为案例,分析它们所蕴涵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作家作品情节的复杂性与口承叙事原型交织融合的密切关系。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傻子"的界限——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一非常态人物形象及视角昭示着当代作家的文本自觉,也带来了当代小说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转变。但是,“傻子”主题和叙事视角既可以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追求、创作风格相契合,也会导致创作的随意性。对比班吉与土司二少爷,可以说明“傻子”视角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严肃性。     

日本文学中成长主题的演变——以《破戒》《斜阳》《挪威的森林》为个案

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破戒》、太宰治的《斜阳》、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分别产生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堪称书写成长主题的经典之作。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基于传统与现代成长小说的差异,从“觉醒——顿悟——幻灭”的成长叙事角度剖析三部作品中主人公各具特色的精神成长,揭示其中成长主题的演变历程,并探讨产生这一变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论纳博科夫对严歌苓畸恋小说创作的影响

严歌苓留美后创作出一系列“洛丽塔”式的畸恋小说,这些小说在建构乱伦与恋童相结合的故事模式、重塑老男人与小仙女类型人物形象、反讽精神分析学派学说、借鉴“talk out”疗法式的叙事方式以及细节描写上的重情感抒发而轻欲望书写都受到了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影响。外国作家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严歌苓创作的特殊气韵,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严歌苓小说的包容性。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异质性解读

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对理性矛盾反思的隐晦书写,是作家洞察人性深处、触探个体道德底线的手段。文中重复、反讽、文本循环等叙事特征表现出叙述者面临危机时存在理性与虚妄二重基调的不确定性,使作品呈现多元异质特征,这种异质性与麦克尤恩叙事意图的矛盾性不无关联：一方面,对宏大叙事所彰显的“科学知识”“理性思辨”饱含希望,并赋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小叙事中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却又不断解构宏大叙事的必然存在,如何走出个体心灵无力面对理性存在而陷入虚妄的窘境,重构自我与社会的对话与融合成为后现代人文关怀的难题。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生活化的历史叙事——从凌力创作看近年来历史小说的生活化叙事倾向

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及《梦断关河》等历史小说，重视书写日常生活情景、家庭伦理亲情及个体情感欲望等，体现了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叙事倾向。它有利于营造真实的历史情境与历史氛围，丰富作品的审美特性，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与人文内涵。同时，要求作家既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又要对生活化叙事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提升。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虚构的权威——从《奥兰多》的叙事模式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称作女性主义先驱者,她通过书写女性来为女性及女性作家获得"声音"。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并把它贯彻到小说《奥兰多》中。基于Susan S.Lanser的《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提出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伍尔夫在《奥兰多》中采用作者型叙述与集体型叙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揭示其体现出的"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伍尔夫对女性作家遭受不平等待遇状况的讽刺。     

后现代表象下的现代追求——马丁·艾米斯的《时间之箭》研究

马丁·艾米斯是一位活跃于后现代的英国作家,深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在《时代之箭》中,他却以一位传统作家的姿态,对其叙事手法做了极其大胆的尝试:他拒斥道德相对主义,坚持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坚持历史书写的指涉性。因此,《时间之箭》在本质上仍然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核心价值观念的坚持与追求。     

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当前"底层写作"和"苦难书写"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时,本文尝试以"苦难"书写为视点透视近年来作家的写作立场,反省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何种苦难境遇、如何去讲述苦难、面对苦难作家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考察这样的一些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不仅能提示文学如何观照当下生活,而且期待通过对苦难叙事的历史流变的梳理,透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格.     

现实社会批判与理想社会憧憬——以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反乌托邦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为例

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摆脱了美国华裔文学聚焦“故国想象”和“文化冲突”的叙事传统，开始关注白人主流社会中“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其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以反乌托邦小说理想社会建构的逆向思维模式作为故事的叙事手段，从精神困境下的反乌托邦书写、反乌托邦的物质困境叙事、“乌托邦”社会成员的自我救赎三个层面讲述了美国白人、非洲裔和华裔等种族人群的故事，并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人性善”及“和为贵”的文化精髓揭示出“乌托邦”社区西克尔高地的居民所崇尚的乌托邦“秩序”和“规则”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危机，并通过对美国“社会病”的诊断及其开列的医治良方，体现出美国当代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和主人翁精神。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论者以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为支点,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研究视点 和评论方法逐渐多元化;但面对“介入现实”这一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亟待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 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评述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把“为体不纯”的史之杂作为“偏记小说”,并对其进行了类目厘定,这是关于中国古小说第一次明确的类目划分;其所分“十类”,虽然不尽科学,但是体认了“偏记小说”琐碎(?)残,并认识到琐碎(?)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