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起源再探讨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梅耶的"心理生物学"理论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他的弟子理查德?雷曼在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系主任期间将这一理论带到中国,不仅在北平精神病院践行"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中国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由此诞生,而且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精神病专家.这些专家及其弟子又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了中国各地,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因之得以推广.新中国成立后仍有精神病院实行着这一模式,实际上保留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     

问题、原因与对策:智力落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智力落后和精神病之间不能划上等号.轻度智力落后儿童心理健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情绪、行为、人格三个方面.智力落后儿童的精神病发病率是正常人的四倍,但与智力正常儿童相比较,两者所患精神病的病症并无多大差别.影响智力落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变量(原因)很多,主要是年龄、智力水平、遗传、家庭、社会因素等,本文进行了分析,并就促进智力落后儿童的健康提出了对策和措施.     

“被精神病”问题背后的父权主义

《精神卫生法》中存在三大父权主义——即国家父权主义、医疗父权主义、家庭父权主义.三者一方面是精神卫生事业得以正常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甚至是正常公民“被精神病”问题的始作俑者.实践表明,这三支力量中的任何一支过于强大而又缺少制约,就有可能造成备受诟病的“被精神病”现象.因此,《精神卫生法》应当围绕这三支力量设计出有效的程序,将它们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使之能够相互制约、良性互动.     

美国学者对同性恋伙侣关系的新解释

在越来越多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文献中,研究同性恋者伴侣的关系是近期美国同性恋研究的侧重点之一。几年前,关于同性恋的学术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病理学、个人心理调整和病原学方面。1987年,有人做过统计,在将近5000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中,只有36份是专门探讨“哥”（Gay男同性恋者）或“来斯宾”（Lesbian,女同性恋部的伙伴关系的。相比之下,却有207份是研究有关的精神病学、精神病治疗法、精神疗法、心理疗法的课题。另有155份是描述来斯宾们和哥儿们监狱生活或与警察周旋的经历。美国学者认为,认真分析和研究男女同性恋者相互交往的种…     

从消费维权难现象看我国设立小额法庭的必要性

消费纠纷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产生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消费维权难则是由于我国消费维权机制失灵造成的恶性循环.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在处理以消费纠纷为代表的小额纠纷案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其高效、便捷的操作流程不仅为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便利、分流了基层法院的负担,也有效地规范了市场秩序,因而十分值得我国司法体系予以借鉴.特别是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给予了小额诉讼充分的关注,这为我国小额法庭的设立和推广提供了制度依托.     

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探析

精神病患者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在我国精神疾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护被边缘化。我国对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必须要将对其的人权实证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定出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并将其落到实处。本文对精神病患者人权保护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应进一步完善我国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起我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     

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再探讨

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争议增多.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原则存在着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容易造成仲裁资源与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体现不出仲裁自愿原则等诸多弊端.因此,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重构,实行裁审分离制度,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秦汉罪犯押解制度

秦汉政府对犯人的护送依据距离远近可分为短途押解和长途押解。短途押解的对象主要是刚被捕后送往附近狱所的罪犯,由专职的吏卒或自行缉拿犯人的百姓押送,施以绳索束缚。长途押解的对象为尚未终审判决之"囚"与服劳役之"徒",前者送往郡国治所或京师的法庭,后者押送服刑地点,皆以桎梏或锁链束缚。押解人员须凭借证明文书过往关津,住宿传舍、亭舍,有全程护送和更替押解的区别,国家并设有行程规定。     

新加坡:养老没商量

在看重家庭关系和义务方面,应该说新加坡一直是个样板国家之一。但是,这一“亚洲特有的价值观”如今也淡漠了,开始出现子女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的现象,而且并非少数。 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新加坡专门设立了受理不赡养父母案件的法庭,人们称之为“赡养父母法庭”。     

试析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减刑做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既是贯彻矫正理论、鼓励犯人复归进步的手段,也是控制犯人服刑行为、改善监狱管理的重要措施.与罪犯的权益息息相关,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维护监管秩序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由于减刑的立法规定和执行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笔者从事监所检察工作多年,通过调查,借鉴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从减刑基本理论入手,比较了国内外相关理论,分析了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