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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  
   王歌雅《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
   家事代理权是一项渊源古老的制度.时代、国度不同,家事代理权的属性和规制也有所不同.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家事代理权未作规定,故引发了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的法理探讨.尽管我国当代关于家事代理权的属性界定众说纷纭,但特种代理无疑为本质揭示,即家事代理权应属特种代理权,且其应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前提,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建构我国的家事代理权制度,必须明确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和行使规则.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以日常生活需要为限;家事代权的行使规则包括家事代权的产生、行使限制和终止.探寻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必须把握家事代权制度的流变与内涵,进而为<中国民法典·亲属编>建构家事代理权制度奠定基础.    

2.  我国家事案件发展现状及诉讼程序的独立构建  
   严军  刘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第2期
   家事案件包括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称的婚姻家庭案件、继承案件等有关身份关系的争讼案件,和以亲属身份为依据所发生的财产争议案件等.我国家事案件数量的绝对增长和家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是我国家事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社会现实.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我国民事司法的历史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状等因素,都说明我国应建立独立的家事案件诉讼程序,家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亦应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特殊的诉讼原则和诉讼法理.    

3.  浅论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  
   赵沛沛《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卷第4期
   家事诉讼制度是指家事案件的司法解决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诉讼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家事诉讼制度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本文以价值分析的视角,拟从拒证权及家事诉讼的设立价值入手,对在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进行论述。    

4.  论我国家事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  
   承涛涛《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家事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具有其特殊性,随着案件受理范围的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现行的立法体制与司法实践已不能满足我国家事纠纷处理的现实需要。对家事诉讼程序进行系统的研究,反思我国家事案件审判的现状,针对不同案件类型设计不同的程序,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有助于为司法专业化分工提供可行的参考方案,也将对改变家事诉讼程序规定的零散化和不完备化,促进我国审判制度改革,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5.  家事纠纷的特质性及其调解机制的构建  
   吴志刚《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0卷第3期
   家事纠纷是发生于家庭内部并以家庭成员为争议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其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多、隐私性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重、社会公益性大和证据证明难度高等特质性决定了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选择。家事调解包括法院外的家事调解和法院内的家事调解两个方面,故对家事调解机制的构建主要是指对家事纠纷民间调解机制、家事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和法院附设家事调解机制加以相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    

6.  家事事件程序探析  
   张晓茹《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6期
   家事纠纷相对于普通民事纠纷有其特殊性,对审理程序亦有特殊要求。但是我国大陆因传统的诉讼观念将婚姻家庭案件理解为普通民事诉讼案件,以及所采取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原因,致使现行立法并未对家事事件程序做出系统规定。本文分析了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家事事件概念、法律设计,对我国建立和完善这一法律制度应有所启示和参考。    

7.  “家父”调停资源植入论  
   陈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1期
   在纠纷解决资源视角下,家事调停资源的投放攸关家事纷争的解决效能。以资源构造论的角度论,借助“家父”劝导性权威的植入,并赋予当事人对调停结果有最终的拒绝权,可获得“家父”介入的正当性资源。如此,克服刚性法条的“法律阴影”下家事调停的局限,响应立法所不能顾及的情理利益取向而充分关照当事人诉求。且“家父”可以发挥常识偏向的知识性资源优势,有效化解规范法学裁判可能造成的与当事人认知信息不对称的尴尬。另,“家父”集合的经济资源特殊优势,为充分化解纠纷提供额外的资源支持。    

8.  家事纠纷法院调解的范围与限度——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汤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为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殊性,促成当事人自律的解决纷争,有必要实现调解制度的专门化,构建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家事调解的纠纷的类型包括离婚、抚养、赡养、收养和继承案件。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宜将非讼性质较强,且当事人无处分权的案件以及当事人存在双方力量显著失衡、无调解诚意或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情形的诉讼案件,排除在家事调解的范围之外。将有家庭暴力因素的案件纳入调解范围,在调解中需要特别对待。家事调解是有限度的,调解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家事纠纷,也不应通过调解解决所有家事纠纷。    

9.  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以“家事事件法”为中心  
   蒋月  冯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台湾地区为化解家事审判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历经十余年激烈论争,于2012年颁行“家事事件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综合运用诉讼和非讼法理,创新家事争议解决程序.其主要特点是:将家事事件类型化并做专门化处理;统合处理家事案件;扩大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引入社工陪同、强制当事人医学检查等辅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减少家事争议处理成本.该法案的成效尚待实践检验,但其改革家事司法机制、提高家事纠纷处理效率、加强保护家庭弱者、促进家庭关系和睦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值得借鉴.    

10.  中日诉讼外调解制度比较  
   闫庆霞《暨南学报》,2006年第28卷第4期
   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是两国诉讼外调解制度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调解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间ADR的一种;而民事调停制度附属于法院,是一种具有广义上的司法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此外,两种制度在调解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调解中的强制性因素以及调解程序与司法权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民事调停制度中司法权的有效利用可为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11.  家事诉讼程序:徘徊在制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  
   陈爱武《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家事诉讼是国外普遍建立的一项程序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这类诉讼的专门规定,但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实体规范已经初步确立家事诉讼的基本程序规范;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通过试点探索也已对离婚等家事案件采用了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审理方式和审理理念。然而,我国关于家事诉讼的立法规定是零星的、不全面的,缺乏逻辑性,各地关于家事诉讼的实践探索也呈现出各自为政、过于简单化的缺陷。为此,有必要通过全面制定家事诉讼法来整合各类家事案件,真正体现家事案件的专业化审理,实现家事诉讼的特有价值和功能。    

12.  论家事案件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构造  
   翟志文《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卷第4期
   家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占比例不小,其产生于特定的家庭环境之中,一般都牵涉到身份关系的认定,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应有别于普通民事案件。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调解程序以更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也即将此调解程序前置于审判程序之前,强制予以调解。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性质应为以合意性为主、强制性为补充的特性。此项制度的构建可以从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机关、调解范围、调解方式等方面作出一些程序的设计。    

13.  论日本企业培训模式的演进  被引次数:5
   郭迪佳  宋德玲《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
   日本独具特色的企业培训,是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企业培训发生了凸显的变化。本文以日本企业培训的演进为切入点,透析日本企业培训模式体系及其特点,以期对我国企业培训提供资鉴。    

14.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林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7卷第3期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15.  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及其启示  
   焦佳凌《社会福利》,2014年第2期
   正制度内容在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和成年监护制度一并构成了日本成年人监护体系,具体体现为护理保险制度和成年监护制度,其中成年监护制度又包括三个子制度:监护登记制度、法定监护制度和任意临护制度。任意监护制度任意监护制度是按照"对自我决定的尊重"的人权理念要求,赋予被监护人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权,即自己选择在未来丧失行为能力由谁作为自己的监护人。任意监护制度主要由《任意监护合同法》、《日本民法典》、《家事审判法》、《家事审判规则法》规    

16.  重评陶德曼调停  被引次数:1
   刘昭豪《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抗日战争初期,德日法西斯相互勾结,以“调停”为名压迫中国政府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直接担任此次“调停”任务的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史称“陶德曼调停”。这次调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史家评论甚多,但欠妥之处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尚只说是“蒋介石一次动摇”。以后,史学界则一再加码,把陶德曼的调停说成是蒋介石向日本的一次投降,甚至是主动的投降。历史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17.  论我国家事纠纷人民调解的新机制——以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之家事纠纷调解为视角  
   陈苇  来文彬《学术交流》,2009年第7期
   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家事纠纷调解方面的不足包括:立法不完善;专门机构缺失;专业人员缺位以及调解机制不健全等.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之家事纠纷调解的经验值得借鉴.建议我国增补专门的立法、设立专门的"家事纠纷调解中心",实现调解人员专业化、职业化,并规定对所有婚姻家庭案件除婚姻无效案件等不能调解外,人民法院均应指定当事人须到"家事纠纷调解中心"进行咨询、调解.应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且建立多机构联合调解家事纠纷的社会调解网络,构建家事纠纷的人民调解新机制,以及时、妥善地解决家事纠纷,减少诉讼,促进我国平安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8.  论非讼法理在家事诉讼中的适用  
   孙永军《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家事诉讼案件具有情感性、公益性、牵连性等特点,因此家事诉讼程序上的设计和运作上就应当有所照应,做出与通常民事诉讼事件不同的处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开始认识到家事诉讼案件与普通民事诉讼案件的差异并做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零星分散,不够全面和系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程序法理。实践中,法官在处理家事案件时采用和普通民事案件几乎同样的处理方式。为了家事诉讼案件的妥当解决,应当参酌适用不公开主义、裁量主义等非讼法理。    

19.  少年司法主导理念的困境、出路和中国的选择  被引次数:4
   赵国玲  王海涛《中州学刊》,2006年第7卷第6期
   少年司法制度经过深刻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少年保护理念和少年责任理念高度融合、以少年保护理念为主流的格局。我国的少年法庭多依附于法院内部的刑事审判庭审理少年犯罪案件,而大量的少年不良行为由教育、公安等部门按照行政程序处理,且对问题少年的处理措施惩罚性有余而保护性不足。鉴于此,目前在少年司法制度构建中必须张扬少年保护的理念,在保留少年法庭的基础上设置家事法院审理工读教育、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案件,通过家事法院—少年法庭的双轨制运作实现少年保护和少年责任的均衡。    

20.  家事纠纷类型化分析  
   许少波《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根据我国亲属制度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现实,家事纠纷应界定为:以婚姻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发生在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的民事纠纷。基于程序的视角,家事纠纷可区分为三个层级,即家事诉讼纠纷和家事非讼纠纷、家事财产性纠纷和家事身份性纠纷、有潜在第三人的家事纠纷和无潜在第三人的家事纠纷,这三个层级的分类是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在程序原理适用上,可以将家事纠纷的讼争性与非讼性连接为一条直线,将诉讼原理与非讼原理连接为另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相互平行,在逻辑上形成一种对应适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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