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论元、白的交游与政见的分合

白居易与元稹是知交好友,二人在政治上虽有一致之处,但也有分歧,通过梳理他们的交游可反映出二者之异同.从元、白与刘禹锡的交游可以看出二人对永贞革新持同情态度;从他们与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游可以看出元稹更接近李党,而白居易则超然于党争之外;从他们与裴度的交游可以看出白居易反对宦官专权,行事洁身自爱,而元稹后来则对宦官有所倚重.     

浅析神秀禅法及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神秀为禅修大师,年轻时即志向高远,决意超越俗世,因求禅而拜东山门下,一生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而不落言筌;其为人宽厚待人,严于律已,处世宠辱不惊,为早年儒家正统教育及后来息习禅定揉使之然;其主要禅法"观心"、"无念"继承道信——弘忍禅法并日益精进,实为"东山法门"正统继承人;开北禅一派,使禅风影响深入京洛,是禅宗史上一代大师。但由于慧能禅系的诋毁、打击,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神秀本人因重禅修而轻著述,也给后世研究增加了难度。本文试从其生平及各典籍相关记载中对他进行深入了解,从其人生经历入手,探讨其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主要思想,力求一窥神秀本来面目。     

基督禅与佛教自觉

基督禅最早出现在耶稣会士乔史顿1971年出版的专著《基督禅:冥想之道》。基督禅是为基督徒而设,既不代表一种新的禅修方法,也不需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让基督徒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方式,强化他们对天主、上帝的领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二会议积极推动宗教对话的重要成果。禅并不只属于佛教,基督教可以在东方禅师的帮助下挖掘与发展自己的禅法。其次,这个概念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因此常以宗教对话为沟通手段,积极入世。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大慧宗杲批评默照禅为“邪禅”的实质

前人在探讨宗杲批评默照禅的原因时,多从禅学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宗杲生活的时代背景,因而所得结论相去甚远。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禅学背景,结合临济宗的宗风与大慧宗杲的性格特点,大慧宗杲批评默照禅,除由于禅法不同的因素之外,主要是以积极用世的态度批评默照禅事事莫管的冷漠态度,以求变通佛法切合当时的世情,实现大乘佛教自利利他、为物作则之功。     

铃木大拙对西方禅佛教发展的影响

铃木大拙是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禅佛教发展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禅师.他所弘传的禅佛教思想被称为"铃木禅",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社会佛教及禅宗的传播和发展.铃木在向西方主动弘扬禅佛教的同时,强调了东方思想的优越性;他所阐释的禅佛教采用了不同于传统佛教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禅佛教研究;"铃木禅"在积极与西方思想会通的同时,也对西方社会的生活及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临济禅与南方文化的契会——东林常总与圆悟克勤禅法合论

东林常总禅法以平常实在为其特征,时称"平实禅",要在见相识性,讲究自悟;圆悟克勤禅法以公案为其入处,时称"公案禅",要在当机起用,讲究接引。两者分别承继于黄龙禅法与杨岐禅法,并为临济宗南下后适应南方温润平和文化传统的转变,向上则可直接马祖洪州宗风。东林常总禅法不重教示,庸愚之辈难以寻到入处,故其数嗣即寂;圆悟克勤禅法接引学人温和亲切,后嗣因之独步天下。     

圆悟克勤的实践佛法

［摘要］实践佛法才是圆悟克勤禅师的宗风，这一点本不待言，但因为圆悟禅师是宋代禅宗宗师中妙手著文章的杰出代表，是“文字禅”潮流中的弄潮儿，《碧岩录》的研究风潮日益兴盛，因而容易被掩盖。圆悟禅师并没有为禅宗立下更多的奇特之处，他的禅法，仍然是对于唐代禅门“无念”等要点的默默实践，是对“直指人心”的具体运用。他解释公案，并非要在教理上有所建立，或以此来融通宗门和教下的言说，而是禅宗接引人的方便。正是因为他不囿于教理，因而深得临济禅法的大机大用，尽显一代禅师的风流。     

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的影响——以重庆南川及金佛山为例

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影响深远。这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介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本文主要依据汉藏教理院档案报刊文献与其他相关民国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根溯源,梳理该院与南川及金佛山佛教之渊源。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     

彭绍升佛学思想探微

彭绍升是清代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先学儒,后入道,最后皈依佛学。其佛学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净土为归,倡导净土实修;第二,释禅净之争;第三,通儒释之阂;第四。倡三教一原。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不但在佛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对近代公羊派等硕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是试图通过对彭绍升佛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丰富学术界对这一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诗情澎湃的人生——论八指头陀的禅诗

八指头陀在中国近代佛教界身居领袖地位,是个富有传奇人生的奇僧、深受各界敬重的高僧,"诗名赢得满江湖"的诗僧.他踏入人生旅途,就遭受种种磨难,后来因缘成熟,披剃为僧.佛寺使他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更可贵的是使他找到了人生的信仰,同时使他踏上了诗歌创作的征途.他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出版了好几部诗集.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与诗有缘,巧遇良师;以诗会友,诗名于世;善写梅花,诗表身世;学佛咏诗,通诗于禅;以诗言志,爱国护教.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