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流变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理论视角与运用

大西南诗人的活动,成为新时期中国大陆新诗流变的先兆,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最真实的缩影.这个史实显示大西南的区域文化具有某种特别的影响本地区诗人的文化动力.<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有关区域文化性格理论视角的合理选择及其成功运用,对新时期中国新诗流变区域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成为这本专著最让人珍视的学术收获.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文化语境的突围和早期新诗的变异

多重纷乱的文化语境对早期新诗构成的围困状态以及新诗自身变异对这种文化语境的艰难突围,表现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诗歌艺术自身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在多大层面和多大程度上对其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真正艺术的审视、突围、反拨、扬弃和超越.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

在考察文化转型期本土与外域的文化联系与冲突时，时间差和空间差有助于为中国主流诗人定位，也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前景的把握。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面对现代人的外在世界与心灵世界，面对传媒的现代化和２１世纪文学主潮，有所调整与回应。中国新诗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文化

百年新诗发展中,许多诗人都叙写过"诗歌之城":成都。这些诗人笔下的成都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更有基于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的神韵。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典型的叙写成都的新诗诗歌,分析成都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品格。     

诗人的自觉与独立 --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

九叶诗人穆旦,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穆旦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创作原则,同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进行反思,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确立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相统一的诗歌观念.在语言的运用上,追求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诗歌艺术上,通过智性化抒情,使现代生活与哲理思索叠印在一起,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为中国新诗的成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 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 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

元代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元代文学具有多元共生的鲜明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精通汉语,并直接用汉文创作,汉文诗创作异军突起,成绩斐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伯颜和泰不华的汉文诗比较,可以发现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与元代多元文化共生尤其是蒙汉文化的交融是密不可分的。     

转型期新诗文化观照的起点

新诗文化价值观照研究思路的起点，应思考作为文学现象的新诗，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承载文化价值，成为文化现象的学理与事实，转型剧变期（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８０年代）与渐变期的不同特点，以及创造主体在大文化观的文化冲突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诗歌新维度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诗人就在诗歌中尝试采用基督教观念和意象,为新诗输入新的意识与内涵。结合不同时期基督教被中国诗人接受的情况,该文主要从爱的意识、忏悔意识、救世观念和自我救赎4个方面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表达,并分析了由此而给中国现代诗歌带来的新维度及其具有的意义。这种新维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     

面向都市的中国现代新诗

中国新诗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都市文化成为影响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断消解了古典诗意的同时，建立了全新的话语系统和诗意结构。从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面对都市所进行的新诗现代化探索，以及对于都市文化的复杂情感和价值立场。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论“新边塞诗”的在地性

新边塞诗的创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迁居新疆的外乡人,以垦荒劳动为核心的在地体验塑造了他们的地方认同,这也就是新边塞诗在地性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军主流诗坛的压力迫使诗人发掘边地的“中心感”,于在地性和全国性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们对新疆的在地认同中潜藏着对故乡的怀想,在诗歌中表现为故乡—异乡的复调。新边塞诗在地性所内含的双重矛盾,映现了新中国一代进疆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履痕。     

论中国散文诗问题形态的基本生成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抒情文学文体中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喜爱,迅速完成了散文诗文体由西方向中国的译介和被中国化的文体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还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风格.偏重于散文的西方散文诗在中国被严重诗化,更偏重于诗.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所谓当代诗歌的人文资源与本土化策略,指向的是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我们期待作为人类理想、民族精神承担者的当代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