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二十世纪初年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四川于1912年首创国学院并刊行<四川国学杂志>,廖平、刘师培和刘成炘皆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西迁,国学家和学者云集四川,特别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发展壮大,给四川引入了新的国学观念和科学的考证方法.这使四川国学与主流学术融合,改变了国粹主义的态度和旧学的方法.1949年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标志四川国学运动的结束.四川国学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国学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国学运动摆脱国粹的约束而走上新的科学道路的历程,从而可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学术意义.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季羡林·国学·东方文化

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围绕季先生,有三个话题在学术界曾经讨论得很热烈.一是季先生请辞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个头衔;二是季先生有两句名言,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是与此有关的关于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国学的讨论.从人类历史长过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规律,国学可以分为狭义、中叉、广义,季先生对大国学有着特殊贡献,大师是一个无甚意义的虚衔,中国许多"大师"却是重大建树为零的"零大师".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试论对国学价值的认识

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自有其历史积淀与普遍价值.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因而国学也是当代所承袭的学问,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胡适国学研究的当代思想史意义

国学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国学热为当今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当今的国学研究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胡适的国学研究在当今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国学研究中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不可把某一学派定为一尊;国学研究要有助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学研究中,不可忽视和反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精神传统.     

国学“被”商品化:国学推广的一种偏离

学界、媒体等为推广国学做了诸多工作。而在此契机下,国学却被某些人当做谋利的商品。国学＂被＂商品化使得国学推广以营利为最高目的,呈现出种种乱象：国学＂被＂一味媚俗、＂被＂无序供应、＂被＂炒作营销、＂被＂低级消费。其实质是对国学推广的偏离：营利至上是对国学推广＂文化担当＂的偏离;一味媚俗、无序供应、炒作营销是对国学本真的偏离;低级消费是对＂化民成俗＂的偏离。而真正的国学推广须是利他的、客观的、理性的。     

国学方法论

国学不仅仅涉及文化事实,而且还有价值取向、精神内涵,关系到修养与践行,因此,认知方法不是国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只有运用认知方法、体证方法、践行方法、敬仰方法、创新方法、综合方法,国学才能走上兴盛之路。     

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学科属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方兴未艾,但由于存在实践先行、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所以造成国学的学科属性不明,这成为制约国学发展的瓶颈。许多高校开展的国学教育,虽然注重知识结构扩展和教育方法创新,但课程体系依然存在驳杂无中心态势。在国学的学科属性上,无需增设新的一级学科,国学属于历史视域中的研究对象,其应归属于中国历史学科。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受到更多关注,各高校应积极在中国历史学科基础上组建国学院,积极促进国学研究的开展和传播。     

季羡林·国学·东方文化

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围绕季先生，有三个话题在学术界曾经讨论得很热烈。一是季先生请辞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个头衔；二是季先生有两句名言，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是与此有关的关于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国学的讨论。从人类历史长过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规律，国学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广义，季先生对大国学有着特殊贡献，大师是一个无甚意义的虚衔，中国许多“大师”却是重大建树为零的“零大师”。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

国学与西学的思想资源都在各自的古典学,但中西古典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典学重视小学传统与文献学传统,相对轻视了人文思想的阐扬与发掘.西方古典学以语言学为基础,非常注重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发掘与理解.中国古典学的转向与弘扬,应致力于以语言学为基础,去发掘先秦思想传统中人道精神的内在价值.构建文明的人文精神,应成为中国古典学解释的中心任务.     

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建构研究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传统经典的疏离、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和市场化浪潮带来的文化格调危机,中华传统经典教育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及对文化格调的提升意义重大。在教育目的上要培养融历史底蕴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国民人格,在制度安排上要确保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的基础性与稳定性,在教育主体方面应建设一支具有深厚文化学养的师资队伍,在教育内容方面应构建话语、知识和价值三位一体的内容体系。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中医古籍“疒”部同形字例析

举例说明了中医古籍中的七个"疒"部同形字,并对每个字同形的来源和特点作了分析.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