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在"后西方时代"来临及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好莱坞电影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不同以往,折射出西方国家所隐含的新的政治文化意愿,但始终是以一种西方为中心和主体的文化策略为前提。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需积极建构跨文化传播中自身的主体形象。目前中国电影的跨文化输出存在各种问题。以打造"中国梦"作为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内核,并增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异质文化里相似性文化基因的传递将会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的问题不是描述形象特征,而是在特定知识框架中解释形象的意义。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只有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就是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规划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提出中国形象研究的解释性问题并尝试解释性分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自觉的标志。     

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人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德语表现主义文学中国形象的权力关系论

德语表现主义文学是一支关注中国,并欲从中汲取文化精髓以重建西方文化的文学力量。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建构的中国形象涉及身体、知识、空间等方面,它们均与权力息息相关,并统一于中国权力场域之中。中国知识是权力实践的工具,中国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容器,中国身体是权力规训的对象,均为权力意志的实践和权力机制的稳定而服务。同时,中国身体、知识、空间也是一种动态、主动的能量,它们可以作用于权力机制,对既有机制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革新,并整合出一个新的、利于社会文明进程的权力机制。     

福柯对现代人的解构

福柯以独特的方式对现代人的基本形象进行了经验描述,并认为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体"的产物,"把人变成主体"过程实际是知识-权力建构现代人的过程。知识-权力对现代人的改造非常严厉,可以认为这种改造是一种全面的奴役。福柯的批判揭露现代西方文明泯灭差异性、用普遍性凌驾一切的本质,但也存在着片面性。     

跨文化形象学:辩驳与猜想

当前学界对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世界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复制;西方与非西方处于"主体/他者"的二元关系中,从而陷后者于建构主体性的两难境地;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可能背叛它的学理性。事实上,在"中国的自我想象"问题上,中国的自我想象话语固然受到西方影响,但终究是从自我的主体性出发,挪用和重写了西方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外建构另类现代性,仍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     

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知识地方性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版权制度

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版权制度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争议。中国古代存在不同的文本制作主体,从而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不同的形式,而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下有不同的版权保护机制。因此,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但自有一套版权制度。     

中国文化的公私观

作者认为,作为“正义论”的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是剖解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内在原则体系所必须正视的中心环节。从分析“公权”、“公共权力”、“私权”等基本概念着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建立其公共权力体制的不同路向”的回顾,本文系统地论析了“公”、“私”观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意义。文中触目皆是的新解,对于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理解吾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以及澄清西人、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背景的种种误解,提供了某种值得学界认真考量的思路。     

二十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

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是影响德国社会整体中国观生成及演变的重要思想来源。与19世纪西方世界负面、贬抑的中国观基本立场不同,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丰富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折射了20世纪全球化发展和现代性影响的历史时代特征。通过中德跨文化哲学和全球史相结合的研究可知,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形成的一套基本看法和观点在历史语境、社会变迁、认知主体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经历了由传统东方乌托邦到欧洲社会经济参照、普遍历史性和共识性交流中的现代中国的观念转向,其中国观的认知立场也经历了由西方中心主义到理性、普遍性和超越中心主义的历史转向。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具备明显的现代性和文明变迁的历史转向特征,特别体现了德国思想界对全球化与整体性的追求,以及德国与中国实现互动的"理性的共识"。回顾和总结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实证中国在德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参与及互动,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借鉴提供理论尝试和历史启示。     

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首次完整解密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巨著——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评说

从文明发生学意义上讲,全部人类早期文明史是以政教关系发展为轴心的,因此不同政教关系的类型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政教关系发展史.然而,一方面,由于在几千年文明史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哲学和科学,宗教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还超不过两百年的历史,①而对文明史中政教关系的发展路径及不同类型的政教关系更是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强势,西方学者的观点即从政教合一发展到政教分离的趋向,成为西方向全世界推广的西方话语权.张践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显然是克服了这两方面的不足,成为政教关系研究领域最前沿、最富有创新的成果.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中国古代政教关系深入的研究以及对科研的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在长达130多万字的宏观巨著中,作者并不只是堆砌历史资料,而是在著作的每一处都能展现出自己一丝不苟及创新的精神,并不时激发自己的独到看法,如对颛顼"绝地天通"的阐释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看法,得出颛顼"绝地天通"的非凡意义,即剥夺了普通群众与神沟通的权力,实现了中国古代世俗政治权力凌驾于宗教文化之上,使得宗教不得不服务于世俗政治,把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提升为人为的国家宗教,使宗教从民众的共同文化演变为统治者治民的政治工具.这些提炼远远超出了以往学界对"绝地天通"的概括.再如,本书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及其借用异常丰富,在正文中不仅引用中西现代文献多达700处,而且参考的古代文献更是不计其数.能够完成如此繁重的文献研究工作真是难以想象的,令人敬佩.     

关于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哲学属于应用哲学,与一般哲学和行政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但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考虑到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梳理清行政管理中的几个关系,如权力关系、职能关系、责任关系和主客体关系等。     

“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要素分析——以唐宋都城为例

城市形态要素的研究是城市形态特征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由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等要素构成,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结构关系。古代都城形态要素的空间功能和价值理念在于实现都城的政治核心功能,表达都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建设理念。都城空间形态要素的变化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思想等因素影响,并导致都城空间形态特征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