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物感"说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里提出的“物感”说探讨并分析了艺术创作的发生论 ,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追求心物交融统一的特点 ,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文论和诗论 ;影响了“兴”从修辞学概念向美学范畴的生成 ;影响了中国“意境”论的形成。     

《乐记》美育思想刍议

本文认为,《礼记·乐记》中强调的“乐教”,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把美育视为实施政治、伦理教化的必然手段,这是秦汉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乐记》十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典型形象在美育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乐记》中有关美育的必要性、美育的性质和途径等方面的论述。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感物“与艺术审美创造的可超越性

“感物”是指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感受 ,亦即创作主体对现实存在这一客体的感受。感物说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乐记》,“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 ,在六朝时渗透到艺术创作理论中 ,从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班固认为艺术创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西晋陆机提出“瞻万物而思纷”;梁刘勰认为“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唐李白也认为“哀怨起骚人”。宋苏轼主张“其神与万物交”、“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明宋濂认为 :“及夫物有触 ,心有所向 ,则…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论文学创作中的“感物”

“感物”一方面注重自然景物，将景物视为作家创作的源泉与诱因；另一方面，又重视主体情感与客体景物的融会，讲究心物交应、物我同一。从“感”的原始义出发，萌生了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进人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后，以心物感应为基础触发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思想；“物”有几种不同含义，体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钟嵘、王夫之、叶燮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感物”揭示出的是中国古代以心物感应为基础的主客关系认识，显示出心物之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交融关系。     

《乐记》乐教思想论略

《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乐论经共文献，共内容广泛。就共音乐教育思想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乐是由心感物动，情发于外而生，故乐有陶冶人情操、纯洁人心灵、节制人情欲之功用；其二，具有“德”的内容的音乐与教育，是音乐教育发挥其改变人品操行作用的重要前提；其三，乐有“移风易俗”的特性，听乐可以知政和弘扬羡善道德之社会功用。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感知现象学与中国感物说

学术界一般以为梅洛.彭迪与胡塞尔最接近,视他为中期形而上学家。而实际上梅洛.彭迪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至少存在内容上的六大区别和方法论上的四种区别。梅洛.彭迪后期的间接本体论很值得重视,是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本体论有五方面的内容。感物说是中国古代诗学和中国哲学的机枢。比较梅氏的感知现象学与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间接本体论与道家的宇宙观及《易经》思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梅洛.彭迪的感知现象学和本体论思想之间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     

儒家“和谐社会系统论”——《礼记》的伦理美思想体系

文章通过对《礼记》的研究,揭示了儒家和谐社会的构成、结构、系统与功能。指出儒家伦理美的最高理想即"天下之肥"—天下和谐,"小康"—"大同"社会即其"天下和谐"的社会模式,《礼记》是打开儒家和谐社会构成—结构—系统及其功能的一把钥匙。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礼记》的思想精华及其局限

研究和分析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可发现《礼记》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初的自然观和社会仿生学思想。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礼记》在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内心情感修养方面,在九州的立国建制设计和个人生活道路设计等方面都有诸多真理性成分,值得学习、借鉴。当然,《礼记》也有其时代和认识方面的局限,今人应走出这些文化误区。     

大同理想与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矢志追求的理想。大同社会历来被人们视作无法实现的空想 ,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可实践的部分 ,因为大同理想是在吸取了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关于社会保障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保障学说又与商、周以来政府的社会保障实践紧密相关。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 ,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勰与钟嵘论"奇"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多次用到"奇"这一术语,但两人所论之"奇"的内涵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奇"所持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折射出两人论文指导思想和著述目的的差别。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依据及实现途径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借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起点,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兴衰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坚持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为民”宗旨的新要求。当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还存在着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因而,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思想,要着力克服妨害以人为本思想的观念和制度,不断拓宽以人为本思想的实现形式,将以人为本思想具体化为执政为民的实践,并贯穿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全过程,树立科学的执政观,努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