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效果研究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为评价政府环境治理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编制自然环境指数和核算净碳排放,并加入胡焕庸线作为虚拟变量以反映地区差异,从碳排放视角构建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与净碳排放的面板模型,并纳入不同的环境治理强度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研究发现,两种环境治理强度、征收耕地占用税、林业投资的行为均能有效地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并且环境治理强度的碳减排效果最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未能起到碳减排的作用,征收资源税对环境的影响表现为"绿色悖论"效应,未能有效地约束资源使用者的行为。文章结论为政府提高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一定政策依据。     

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影响研究

基于2012年社会核算矩阵(SAM),采用增加碳税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构建了测算中国碳税政策影响的涵盖42个部门的动态递归CGE模型(其中包含4个化石能源生产部门和1个电力能源生产部门),以此来分析不同税率情境下碳税政策实施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将对我国GDP造成负面影响,且随着税率的不断升高,GDP的下降率将不断增大。同时,碳税政策的实施使得高碳排放行业能源消费量明显减少,并提高了清洁能源的使用量,而总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则随着税率的不断升高而逐渐增大。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双双增长迅速。本文使用1995-2010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制造业发展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镇化率和研发强度等6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为：中国制造业CO2边际排放波动上升;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是对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因素,其次是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从时序来看,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影响比较稳定;研发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以上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我国政府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采购总支出与分项支出对我国经济总体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省份私人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政府采购总支出、商品类与工程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服务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采购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显著,在经济中等地区却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内需不足、投资锐减时应适当考虑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增加政府采购支出;优化政府采购支出结构,适当压缩服务类政府采购支出规模;应尽快完善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差异调控政策体系,为政府采购支出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平台。     

模糊环境下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研究

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在模糊市场需求和回收产品质量条件下，研究了考虑碳税和补贴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系统总成本模型。为了研究该模型模糊因素，提出模糊机会约束规划方法。作为一个离散优化问题，使用遗传算法和粒子群优化来寻找实例近似最优解。结果表明：在市场需求量和回收品质量水平的模糊环境下，总成本有不同的变化；政府仅设置补贴政策或碳税政策并不利于降低成本、减少碳排放量；当政府采取补贴和碳税双重政策时，废旧产品回收率提高，供应链的碳排放量以及总成本也有大幅度的下降。研究有助于企业在模糊环境中制订合理的生产计划，也有助于政府充分利用激励相容理论，指导企业减少碳排放量，提高回收率和再制造率。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研究

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改进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探讨中国环境污染波动性问题。研究发现:一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高度顺周期，与产出波动相关性较强；二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投资专有技术、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中国环境污染的周期波动；三是技术进步和投资专有技术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冲击，而环境规制、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对环境污染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环境规制冲击的持续时间较短，消费偏好的冲击仅在期初为正，长期为负，劳动供给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在环境污染波动下，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引导绿色消费、增加劳动人口供给等是抑制污染的有效途径。     

环保税制下政府规制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以新环保税制为背景,将环境保护税与政府其他环境规制行为结合起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将公众举报纳入政府收益函数当中。基于地方政府及排污企业不同策略间净收益的大小,得到12种演化路径,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减排创新的过程分为发展、成长和成熟期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程度视后者减排净收益大小而定,而前者强弱与否主要取决于监管成本的高低;企业减排发展初期过低的环保税率并不会引致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减排成长期的企业进行减排创新的决策则视政府策略而定;处于成熟期的减排企业则会主动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在多种规制工具并行的前提下,政府应视企业所处发展周期的不同制定环保税率,同时辅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促使排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减排技术创新演化。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省际R&D技术溢出对碳排放的影响

CO2排放增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基于地理经济距离构建省际技术溢出网络,将省际R&D直接技术溢出与用网络中心度度量的间接技术溢出引入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面板计量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省际R&D直接溢出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间接效应不明显。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省际R&D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不显著。省际R&D间接溢出可以显著减少中部地区碳排放,东部地区以接近中心度衡量的省际R&D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以特征向量衡量的省际R&D间接技术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中防范企业逆向选择的演化博弈

在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免费分配过程中,企业逆向选择会导致政府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影响减排效果和环境治理,针对这一问题,以“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为建模基础,构建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博弈双方和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政府对谎报企业的罚金小于其监管成本时,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谎报碳排放量且政府不监管。为避免出现这种企业逆向选择却不受监管的不利局面,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手段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对谎报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从而实现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合理分配。     

中国碳减排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碳排放增长的规律,基于陕西省1980~2018年碳排放量和GDP的实际数据,运用离散二阶差分预测方程预测陕西省2020年碳排放量和GDP,得到陕西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预测值;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0～2018年间陕西省碳排放量和GDP实际数据序列和预测数据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比对,检验了DDEPM预测方法准确性。研究表明,陕西省能够实现中国2020碳减排目标,目标实现的主要贡献来自于GDP快速增长形成的分母拉动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各省份应当从碳排放的绝对量上寻找突破路径,增加低碳技术和煤炭高效利用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提高单位煤耗的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现有新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实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宏观调控型税收视野下的环境税探析

随着我国严重雾霾天气的出现,环境治理成为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作为一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市场化手段,环境税比直接的行政干预更能为市场主体所接受。作为一种宏观调控型税收,环境税不应该具备财政收入的功能,政府不应该成为环境税收入的利益主体。只有在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将环境税的收入与支出统一在同一个系统运行,才能在有效激励企业实现碳减排、加快环境改善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环境税开征可能导致的负面绩效。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