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宁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影响宁夏农户家庭收入因素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方面,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人口数对人均收入有负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有党员、有商人均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转移方面,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收入越高;林业政策方面,农户家庭是否参与林业工程对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方面,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健康状况变化对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具有显著影响,不仅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非农劳动供给。农户自身认定健康情况越好,选择参与非农劳动的概率越大,非农劳动参与天数也会越多。家庭不健康劳动力越多,已参与非农劳动的劳动参与时间会减少。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改善家庭护理水平和农村健康状况有利于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宁夏南部山区建档立卡户的调查

有效拓宽建档立卡农户融资渠道可以进一步增强其脱贫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宁夏南部山区建档立卡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情支出越多、农户间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农户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和亲戚中有政府工作人员对农户选择正规和非正规融资渠道均有显著影响.促进农户社会资本信息传递作用可以有效降低农户融资成本,应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加大建档立卡户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加农户非农经营收入以提升其融资能力.     

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摄入的影响研究

与父母在家务农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能显著提升儿童热量摄入水平,这种影响对低收入农户家庭尤为明显,但对高收入家庭作用并不显著;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儿童蛋白质摄入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与父母在本地非农就业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热量摄入,还显著降低儿童蛋白质摄入量,且这种影响对于高收入农户尤为明显。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父母照料在提升儿童营养水平中的重要性凸显。这对反思我国不完全的城市化模式,促进农户本地非农就业,或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但小孩随迁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 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3D打印机系统设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国际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国家贫困标准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社会资本均具有减贫效应;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解释机制显示,社会资本可通过影响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进而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贫困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居民的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作物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由于不同区域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农户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打工和经商作为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手段,而资金和技术缺乏成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制约因素.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城市近郊农户非农就业和宅基地流转意愿作用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的问卷调查

以南京市栖霞区579户农户为样本,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非农就业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和其宅基地流转意愿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农保对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从事的职业对是否存在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新农保、宅基地数量、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时间、对抵押权的态度和对处置权的态度对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职业、家庭人口数、宅基地的取得方式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和鼓励非农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异质性影响研究

采用CFPS2012年7000农户数据,利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家庭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是互补条件,两者要同步推进才能促进农户消费。同时,土地流转水平和土地流转费用对农户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土地流转对消费水平更高农户的影响更大,如果家庭成员有非农户口,将能显著提高低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农户人均收入越高、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消费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