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运用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社会保障、一孩性别、流动时间、住房属性和收入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此,提出从加强公共资源的供给力度和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以湖南省2013年流出人口为例

对80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Logistic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流动时间”“住房属性”等因素对“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面放宽二孩新政,提出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健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担子女养育成本,建立各项政策配套,加快发展现代医疗,来提高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村改居”失地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村改居"社区教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失地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得出网络规范因素是影响社区教育最重要、最显著因素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村改居"社区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

整合TRA、TTF和TOE框架等技术采纳理论模型,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湖北省589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同时建立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物流条件、资金充裕度以及政策扶持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最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是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受效果易察和资金充裕度的影响较大。提出应鼓励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更广泛地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凸显引领作用,着重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深度。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20世纪末期以来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华人华侨经济的快速增长状况与当时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取向有很大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东盟国家作为有利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前景被看好.东盟国家为吸引外资,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纷纷制定了条件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使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趋好,诱发了八十年代下半期以后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热潮.     

人才聚集现象与人才聚集效应分析及对策

人才是人力资本中最优秀的群体,人才的合理流动会产生聚集现象,而当人才聚集现象在一定环境下发生质变时,就会产生人才的聚集效应。人才聚集效应分为不经济效应和经济效应,其中经济效应主要包括信息共享效应等8个特征。就我国目前来看,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正确人才观,制定积极的人才流动政策,发展人力资本市场以及优化人才聚集环境等是促使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效应向经济效应转变的重要措施。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