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发达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经验表明,服务消费代表着消费升级的最终趋势,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升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服务消费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亦是消费结构由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等.进一步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以服务消费引领中国消费结构升级,重点在于进一步改善收入水平、有效扩大服务供给和完善服务环境这三个方面.     

"鸿沟"与"鄙视链":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针对日益凸显的中产群体子女的教育问题,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参与和志愿者活动参与4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在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都同样存在着差距,且"教育鸿沟"与"教育鄙视链"并存.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水平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改变“需求约束”的增长格局,消费结构升级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源泉。而消费结构升级要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与影响来推动。中产阶层作为社会中最积极、最主要的购买力量,其消费特征以及生活方式将对整个经济、生活,尤其是消费趋势与消费文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要积极开展社会阶层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契机,使服务的内涵与特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大限度地创造顾客满意,实现更高的综合效益。     

支出弹性、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

探究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IP 2013年和CHIP 2018年数据,结合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处于升级状态;消费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要源于高弹性商品消费不平等的下降。G·Fields分解结果表明,持久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且对高弹性商品支出不平等和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暂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度也相对较高;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和家庭规模差异对于消费不平等同样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教育差距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降低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研究重心是中产阶层的构成、中产阶层的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途径。学者们多主张以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社会地位、职业特征等多元指标来界定中产阶层,认为中产阶层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消费和引导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政策是一个由财政、分配、教育、保障、产业等政策构成的有机体系,其途径主要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保障教育公平。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山西省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研究

扩大内需,着力扩大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已成为当前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2002年至2011年山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由于生存型消费支出过大、收入差距扩大、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和服务消费创新不足等挤占了服务消费,因此,要扩大山西省城乡居民服务消费,从需求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城镇服务消费带动农村服务消费;从供给方面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服务消费的供给,并合理引导农村居民消费,努力提倡新型消费理念。     

消费增长、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的作用是积极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仅会使大量投资形成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艰难。中国必须把扩大消费定位于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而且应将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打造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会抑制消费增长,严重弱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拉动力,更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应从以下几点着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快消费升级;建立健全各项政策法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收入、房地产、医疗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城镇收入等级分组数据

对于中等收入以下城镇家庭,仅仅医保支出和收入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对于较高收入以上城镇家庭,收入和房地产财富效应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支出、医疗价格和医保支出对消费存在挤出效应;房改政策实施后住宅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房改前,最高收入户的挤出效应最大。     

这些职业最有缘

在美国,中产阶级,也叫中产阶层,是“大众”的代名词,这一群体占总人口的80％。他们年薪在2.5万至10万美元。而按中国社会学家的看法,中国这一标准是1-5万美元。目前在国内要过上“中产阶层”生活,需要家庭中夫妻双方月收入达1万元,中等的中产者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高级的中产者家庭是4万元左右。什么样的职业能使你快速地步入中产阶层?下面这些职业最有缘。     

中产阶级的文化处境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产阶级,进行文化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逐渐增多、地位在上升、层级渐已凸现,由于受历史语境的制约,在文化上处在两难境地,呈现出虚无性,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在创造消费浪潮的同时,亦沉沦其中,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     

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

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由独立经营者构成的新中间阶层，而且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为改革以前典型的中间阶层的由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群体出现整体性的衰落。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要获得经济稳定的发展，就应尽快实现从经济分化时期向中间阶层兴起时期的转化。     

诗的中产阶级

正如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通常比较稳定,一个健康的诗坛也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既不太保守又不太激进的中层诗人群,一方面融合东方与西方,另一方面则贯穿传统与现代,用扎实的创作成果构成诗坛的主流,并与大众媒体合作,吸引读者回流.     

“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等观点不同,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对"自在"与"自为"阶级的理论分析来考量,从阶级意识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来思辨,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辩证关系来诠解,只有将阶级意识提升到阶级的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的结合,才能促使阶级在提炼内涵中塑造与升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履行其社会角色.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级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与导向,严重阻碍了其阶级意识形成,这使作为维护阶级利益所需的整体阶级行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使其没有团结一致采取整体阶级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利益集团政治却是其现实走向.在市场经济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此外,其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难以构成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倘若没有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没有其他阶级的合作共赢,其也难以构成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兼评印度尼赫鲁时期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尼赫鲁时期印度仍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展缓慢,但它却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其中,中产阶级的作用不可忽视。中产阶级对尼赫鲁时期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政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为政治稳定提供思想基础;中产阶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为政治稳定提供政治基础。     

香港中产阶层与政制改革

当前,中产阶层成为香港社会结构的主体阶层,其对政制改革既充满期待,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因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以及和内地的融合程度等不同,香港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又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特征。细化分析中产阶层多元的政治取向,对于开展对港统战工作,稳步推进香港政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现状分析

中间阶层作为我国新兴的阶层,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相对独特的社会要求,因而是影响社会结构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当前我国中间阶层的界定出发,分析我国中间阶层的积极及其消极作用,最后探索出培育我国中间阶层的方法,扩大我国的中间阶层力量。     

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文化资本理论框架内的一种解读

作为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权力、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独特主体性、持续过程性和潜在风险性等特征.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离不开文化资本的积累.市场、权力和教育三个不同层面的积累机制决定了中产阶级成员内部存在的文化资本数量、品位、消费偏好等差异.     

狄更斯中产阶级价值观论析

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社会转型,狄更斯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怀;对维多利亚时代富足与贫穷共存的悖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正义感驱使他通过揭露和批判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弊端来维护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批判,是以维护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前提。他期望自己的揭露与警示能有助于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

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强调中产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形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论“。考察“社会稳定器论“产生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以及中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发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具有稳定社会的正功能,中产阶级也会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正功能;相对于社会稳定和冲突,社会和谐才是更高的社会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