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约车规制政策述评

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网约车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规制政策不再适用等问题,在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在网约车业务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前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评述。研究认为,现有规制政策体系已相对完整,但规制的内容和手段略显僵化;目前规制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网约车行业特点,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内容及规制手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创新。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网约车出行市场规制策略

网约车出行市场规制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必要考虑所涉及的主体对网约车出行市场的规制策略进行研究。在系统分析网约车出行市场多方主体构成的基础上,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网约车出行市场规制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推导和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管理部门、网约车出行平台和司机三方的演化路径及稳定策略。结果显示:政府、平台和司机单方的演化策略会同时受到其他两方主体策略的影响;政府采取"规制"策略需要考虑政府成本、出行者及司机社会福利、网约车行业稳定和社会公正等因素;平台企业采取"积极管制"策略需要考虑企业收益及成本、平台用户规模以及政府惩戒等;司机采取"合规经营"策略所考虑的因素包括司机收益及成本、用户规模、政府及平台惩戒等。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量化评价

以辽宁省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研究对象,结合辽宁省政策特点构建PMC指数模型,其中包括10个一级变量和38个二级变量.利用文本挖掘法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级PMC指数并通过PMC曲面图直观反映评价结果.研究结果表明,6项政策中,4项政策为优秀级别,2项政策为可接受级别,整体处于优秀水平,所选取的6项政策呈现出内容更加多元化以及作用客体更有针对性的趋势特征.未来辽宁省应加强政策性质、政策级别和政策内容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以完善,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网约车改革实践如何形成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的双维度分析

在治理和政策成为理论与现实相连接的两大议题之时，中央和地方治理主体是如何通过与市场、社会保持某种互动性学习而不断推动政策变迁的？根据网约车改革实践提出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双维度分析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在政策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调适性合作机制，中央政策制定通过给予地方自主性上的“留白”空间，尊重地方意愿，撬动市场力量，凝聚民众共识，提升了政府决策能力，使得政策学习常态化，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锁定。在社会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策略性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制定对平台公司既有运营模式进行重塑，地位合法化使得其行为更加规范，民众对市场更有信心，对政策更加认同，社会学习与政策学习并存成为必需。在两个学习效果测量上，基于效率水平和人本价值二维特性，政策学习在央地、央市、央社、地市、地社，社会学习在市央、社央、市地、社地、社市五大学习主体上均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水平。最后指出，治理依托政策，政策反映治理，未来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双向互动的学习视角出发，迈向更多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解释。     

我国大城市网络约车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网络约车模式是一种新生事物,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给政府监管带来了难处.梳理各大城市出台的网络约车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及其网约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分析提出针对当前网络约车行业规制发展的相关对策.     

“互联网+”的政府规制逻辑——兼评“网约车”新政

本文以网约车规制为例,结合网约车新政,研究"互联网+"的政府规制逻辑。通过实定法依据与辅助性原则进行合法性与正当性论证,得出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并主张基于经济平等原则与比例原则设计具体的规制方案,以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力量。     

论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的反垄断规制——以中俄Uber并购案为分析视角

作为互联网新兴领域,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为反垄断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对于2016年8月滴滴Uber合并案中合并后的滴滴是否构成垄断并采取反垄断措施,社会与学术界争论颇多。文章通过域外判例借鉴及法律分析,结合互联网平台行业发展的特有规律,得出本案的竞争市场应界定为网约车市场、滴滴平台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尚未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目前无需采取反垄断制裁的结论;同时针对我国网约车平台市场竞争态势,对未来网约车平台垄断行为规制提出完善建议:应当对我国网约车平台采取包容审慎的反垄断规制态度,既要考虑网络特点,又要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有效保护;并从发挥大数据优势、合理降低准入门槛、建立创新鼓励模式三个角度入手提出具体的规制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这一现象的反垄断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约车平台监管策略——以滴滴平台为例

网约车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了新的经济增长形式。尽管网约车在各个国家遭遇不同命运,但2016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予网约车合法地位的主要经济体国家。滴滴是我国网约车平台中的佼佼者,正改变着出行市场格局。前期经历一番野蛮扩张后,随着接连两起人身伤亡事件的曝光,滴滴的企业形象跌入谷底。文章以滴滴网约车平台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政府、企业两个维度探讨网约车平台监管策略,以期为规范网约车治理提供可行的政策路径。     

非标准就业视角下的平台就业研究 ——基于网约车驾驶员从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平台经济的发展衍生出新就业形态,从就业形态的视角出发,平台就业分为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基于全国性调查的数据,分析平台就业及其不同就业形态的特征及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就业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具有重要民生意义;但超时劳动和社会保险缺失等问题较为严重,其中,社会保险的缺失,主要是由于非标准就业部分没有社会保险而导致的;非标准就业的总体工作满意度低于标准就业.相关性分析显示,非标准就业与平均月收入、社保和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提出应改变当前较为混乱的平台用工合同状况,探索实行准劳动合同制度;应将规范工作时长、完善社会保险作为规制平台用工的主要内容;应依据不同就业形态分类探讨相应的用工规制和治理;应研究出台平台就业专项就业政策;应加强组织实施平台就业专项调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