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是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通行证。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发展快,且具有特殊的评级要求。基于这一特殊背景,以2008—2017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可研究信用评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评级越低,负债水平和净负债发行额越高。(2)低评级企业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提高负债水平,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供给意愿上升;而高评级企业则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资本结构。(3)当评级展望为正面或评级真正下降时,企业会降低负债水平,评级展望为负面或评级上升则对负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研究——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背景

信用评级机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块重要内容,但是目前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不强是最主要的问题,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信用评级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行政力量、信用评级市场受控于美资以及发行人付费的模式存在不合理之处。针对上述原因,在构建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框架时,建议中央政府以上海为试点,整合国内信用评级市场、改变监管模式、遏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同时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信用数据库,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管理和自身竞争力的建设。     

监管政策影响了债券评级质量吗？——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近年来,减少金融监管对信用市场的干扰已成为我国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构建包含监管部门、评级机构和债券发行方等主体在内的三阶段博弈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监管政策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部门提高债券评级要求会导致市场充斥大量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为了增加评级收入,评级机构会给出虚高评级。在此基础上,基于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交易所债券市场上信用债券质押入库资格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15—2019年我国企业债发行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监管政策调整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提高债券资格门槛会助推债券评级上升,但政策实施前后债券的利差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即监管政策调整助推了债券评级虚高。因此,监管部门需改变通过评级结果来识别债券风险的传统监管思路,应尝试构建多元化的信用监管机制。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后危机时代看信用评级公正性的偏离与纠正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当下世界范围内信用评级机构对于公正性的严重偏离.针对此种现状,运用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信用评级公正性的意义与价值、信用评级偏离公正性的诸种表现及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要对信用评级偏离公正性的行为加以纠正,应当在国内构建有关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并积极参与信用评级的国际监管合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法律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商务诚信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数量庞大且活跃的商业主体，其经营和发展长期以来因融资难问题而深受困扰，其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信用评级机构则作为交易第三方通过信用信息评估以促进企业间交易和防范化解商业风险。但信用评级机构存在信息透明度低、信息披露不足，由此引发道德风险致使其公信力下降的问题。此外，信用评级机构的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健全中小企信用评级制度，包括增加机构信息透明度、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罚、完善信用评级监管立法等，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商务信用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信用评级周期性行为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债券信用评级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经济基本面如何影响债券信用评级及其信息价值。实证证据表明债券信用评级水平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信用评级机构高估信用评级的可能性更大。进一步地,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价值,即信用评级对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影响力,均具有逆周期性。综合这两个层次的分析说明,债券评级水平的顺周期性部分地是由评级信息价值的逆周期性所驱动的。实证结论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周期性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有助于监管部门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措施来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银行间市场中信用事件风险传染分析———基于银行主体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传染建模研究

银行间市场由于银行主体之间通过信用借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信用关系网。当银行间市场受到宏观经济或突发性事件影响时,银行主体的信用评级可能会产生移动,即单个银行的信用评级可能升高或降低,甚至信用破产,进而引发信用风险在银行间市场的扩散和传染。因此,有必要对基于银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所产生的风险传染的路径和强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构建了用于分析银行间市场中信用评级变化的带自激过程的强度模型,并根据稀疏相关性理论,给出了具有评级变化相关性的两个银行的联合信用安全概率。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与企业信用评级

为了更直接地向投资者提示信用风险,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颁发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规定,企业在公开发行债券前必须先获得信用评级.随着信用评级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影响力的提高,企业对获得较高信用评级有了更大的动力.企业要想获得更高的企业信用评级,就要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而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是降低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数据,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的经济后果研究扩展到信用评级市场,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运用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检验法检验审计意见在内部控制对企业信用评级影响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信用评级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审计意见实现的,即审计意见在内部控制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根据研究结果,从投资者控制风险、评级市场准确评级、企业优化自身治理、政策制定者积极监督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规制与监管问题研究

从信用评级机构的自然垄断性、外部性、经营模式和准监管者地位四个方面入手,运用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规制与监管的必要性.依据理论分析结果,结合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提出相关的规制与监管的政策建议.     

完善公司债券评级制度 建立动态评估机制

介绍了我国目前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指出我国目前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如信用评级行业本身不够权威,而且根据历史数据采用静态评估机制进行信用评级.由于评级数据本身的先天不足,又缺乏定期的更新,因而投资者所掌握的数据往往与公司真实情况存在很大偏差.系统地分析了公司债券信用等级评估的现状及成因,提出了完善公司债券评级制度、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的思想.     

KMV模型在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度量中的适用性研究

KMV模型是运用现代期权定价理论建立起来的违约预测模型。通过实证结果的比较发现，违约距离这一指标运用到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度量之中具有比较理想的判断效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KMV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度量的准确性及合理性，它能够较好地反应出上市公司真实的信用风险状况。     

论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是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重要一环,也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的前提。我国部分地方政府近年来的融资实践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政府信用评级制度的基础,相关制度的完善是准确评级的前提。因此,为确保信用评级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必须加强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建设。其中,培育评级机构信誉资本、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促使评级机构加强信息披露尤为重要。同时,还需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公司治理结构、利益冲突管理、评级的操作规则、信息发布规则、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范加以明确和细化。     

KMV和Apriori算法在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传染中的应用

运用KMV模型计算违约距离,作为度量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指标,并利用Apriori算法挖掘上市公司之间的信用风险传染.结果表明关联规则挖掘能直观有效地描述上市公司之间的信用风险传染,产生强关硖规则的上市公司之间信用风险传染较为明显.     

上市公司的信用结构分析

分析了上市公司信用的特殊性,认为除涉及到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还包括股东对公司投资形成的证券信用,通过对上市公司信用的构成、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提出应从信用结构整体和信用链的角度系统考虑上市公司信用风险。     

固定收益债券信用等级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财务指标的实证研究

固定收益债券的信用等级迁移问题日益引起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关注,预测信用等级迁移需要找到关键指标。财务数据对企业未来业绩具有显著影响,可以反映运营企业的信用质量。当前信用等级发生迁移债券存在发行期限集中、行业特征明显、发债目的差异化等特点,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影响债券信用等级迁移的财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对企业债的信用等级迁移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信用升级和信用降级分别对不同的财务指标敏感。发债企业要想提高债券信用等级,需提高盈利能力;投资者要想降低信用风险,应考虑减少甚至剔除投资组合中偿债能力发生显著负面变化的债券;监管者要想对发债企业进行更有效监管,需关注偿债能力指标以及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     

管理者行为、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分析

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当业务量发生变动时,企业应在权衡业务量与成本费用匹配关系的基础上,对成本费用进行调整,以期抓住机会、应对挑战。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我国A股的2 500家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销售和管理费用粘性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的扩张动机会增强费用的粘性程度,而且从经济学角度看,在资本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更明显。同时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和扩张意图,会降低费用的粘性程度。因此,加强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由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所引发的费用粘性,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地进行成本管理和控制。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论商业信用投融资决策

商业信用对提供者而言是一种投资活动 ,对接受者来说是一种融资活动。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间相互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 ,其在为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 ,也需企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企业在采用商业信用投融资时需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