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来自山东省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立足山东省上市公司,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异质性特征企业中的表现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促进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实施效果,政府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且该影响在所处行业竞争弱、国有产权与多元化程度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但不受规模异质性特征影响。研究同时为山东省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细化与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取合及其局限与缓和途径论析

物权法是我国确认财产、利用财产和保护财产的基本法,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定分止争,物尽其用.为了发挥物权法的这一作用,我国<物权法>采用了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但是物权法定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通过一定途径加以缓和或者柔化,以顺应世界上物权缓和的发展趋势,解决我国<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动态能力如何影响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不确定性使企业竞争由相对静止模式转变为动态模式,通过动态能力获取、整合、重构资源进行创新行为,成为企业在动态竞争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江西赣州和浙江丽水123家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创新行为、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在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企业知识获取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企业整合利用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新技术采纳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企业重构转变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提出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优势,采取相匹配的创新行为,来提升自身的企业绩效。     

善意取得转让合同的效力研究

研究善意取得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解决《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法律适用的理论困惑和冲突。善意取得制度不应该遵循《物权法》中规定的一般物权变动模式（即我国所采原则上债权形式主义）,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之设立就在于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来维护交易财产的动的安全。只要适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善意取得之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就应该被认定为无效。     

《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中的制度衔接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实施,离不开《物权法》、《公司法》的配套与协调。《物权法》、《公司法》为物权保护和公司治理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保护模式,《企业国有资产法》则是上述两法的拓展和延续,或者说是以企业国有资产保护为中心的一种拓展和延续,从企业国有资产的物权保护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提供了相对特殊的保护措施,所以该法承担着与前述两法有效衔接的责任。     

基于知识产权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研究

技术创新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知识产权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激励与保障,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互动关联。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从知识产权视角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进行分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     

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

私有财产法律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财产制度,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的规定,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提供了宪法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为基本财产法,确定了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规则.基于法治建设和法律制度完善的需要,我们必须全面构造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宪法、民法、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构成了财产权保护体系的基本结构,在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制度功能,三者相互合作,不可能互相代替.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缺失,致使我国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不完整,急需按照世界通例完善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利用了Logit模型、主成分分析,以及DEA方法,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自1990年-2012年1790家上司公司的数据,实证了这些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首先,国有企业出于“父爱主义”和“政治偏向性借贷秩序”的思考,使得其缺乏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促进机制,而在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正面影响则较为显著;其次,由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而在民营企业中则表现为正相关;再次,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创新的效率也越高,这表明大企业在整合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始终具备优势;最后,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背景,其利润水平不一定与创新效率挂钩,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说,其利润水平却与创新效率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