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论王阳明致良知学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

从现象学还原的层面比较了王阳明心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了阳明“真己”与萨特“自为”的相似点,阳明“人心遮蔽”与萨特“意识物化”的相似点,以及阳明“致良知”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认为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间可以相互诠释,从而使王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精神上找到对话之点。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君子之仕以行道———王阳明的入仕之道与其弟子的治世治家理念简

王阳明所宣道的为官之道、仕者之守、用世之职这三条入仕做官的原则，其中第一、二条讲得是为什麽要做官的问题，第三条讲得是如何做官的问题，三条的核心即“君子之仕以行道”。阳明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廉政廉能问题，而且还将这种廉政廉能理念具体运用到社会管控与治理上，这是阳明廉政思想能在当时发挥一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阳明在把自己的廉政思想与主张贯彻于施政实践时，还始终坚持廉政理念与具体的民生、民治相结合的原则。而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给他的弟子后学们所树立的榜样示范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传弟子徐爱的“去奢僭、立经制”说、二传弟子张元忭的贤才观与遗子说，皆与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有密切关系。     

请别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

近几年来,有人为抬高王阳明心学,编造历史,认为青年毛泽东“ 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字逐句做批注”,毛泽东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者”,毛泽东能打胜仗是受阳明“心上学”的影响等等。本文旨在明辨某些人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而制造的种种不实之词。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     

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

钱德洪曾把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在此之前有“学三变”,之后又有“教三变”(即黄宗羲所谓的“学成后三变”)。因而“龙场悟道”基本上可作为阳明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分界线。然而,由于钱德洪试图把王阳明著作当作王门以及全社会的教科书,所以在编辑《阳明文录》时,特别重视阳明学成以后的作品:“自滁阳以后(阳明42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刻文录叙说》。后凡引本书只注卷数与篇名)而对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论王阳明心学对道教的融合

王阳明对道教持扬弃态度。他否定道教弃人伦绝世务的宗旨,但肯定其养生术和心性论等思辩。他的心学融摄了道教的道本论、心本论、恬淡无滞的境界论及内外兼修的工夫论。     

日本阳明学独具的事功特色成因探析

阳明学在中国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传到日本,在17-18世纪时以其简易直截而为日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接受,并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发挥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功用,其成因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因社会历史背景及民族文化性格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

抗日战争后期,汪伪政府曾推行过一场所谓的“新国民运动”,直至汪伪政权垮台,该运动才收场。其实质是汪伪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配合日军行动而奴化国民的运动。     

《南赣乡约》社会治理思想的得与失

王阳明《南赣乡约》一文设计了乡约这个基层自治组织形式.王阳明以他对基层社会的深刻了解,对乡村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情况的人规定了不同的礼法责任,对乡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弊病进行了针对性的诊治,并将主要责任落实到约长等士绅阶层身上,使这些社会弊病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王阳明还设计了一个合理而简单易行的基层社会自治程序,这是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价值所在.但是,《南赣乡约》也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极大地挤压了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为恶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同样不利于乡村社会的治理.     

“自然为宗”: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兼论中纯夫先生王门三派说质疑

目前,王门现成、归寂、修证三派说取得普遍认同．日本学者中纯夫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但不反对现成派的名称。然“现成”之说并未表达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王畿一生所标榜的是“四无税”．“现成良知”仅是他与归寂派论争中出现的。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应是“自然为宗”。     

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朝衡交往述论

在唐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几百年中,除去官方的外交往来,日本来使与唐朝诗人也频繁往来。遣唐使团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诗人,来华一住就往往长达数年,他们有较多的机会与唐朝诗人交往,相互唱和,研讨诗艺,成为朋友,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日本遣唐使朝衡结下的友谊堪称典范。朝衡在华生活了整整54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备受厚遇的同时,与唐朝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大陆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