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三大行书名帖”的艺术特色

＂三大行书名帖＂中,王羲之的《兰亭序》平淡自然,高雅妍美,注重＂用笔;＂颜真卿的《祭侄稿》雄强遒劲,＂情＂浓＂艺＂彰,有＂尚意＂倾向;米芾的《蜀素帖》奇险多变,笔法丰富,有＂八面出锋＂之誉,＂尚意＂明显。     

试析唐太宗“崇王”之缘由

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从而奠定了王书的独尊地位。唐太宗“崇王”,有下列缘由:统一的大唐帝国呼唤刚健有力并折中南北的书风,这也符合太宗的文治之需;太宗书法受精通王羲之书法的虞世南浸染,太宗爱屋及乌,增加了对王羲之书法的感情;另外,又凭借道教的影响,王羲之书法终于被唐太宗推上了第一把交椅。     

论张怀瓘的书法品评观

就张怀瓘的书法品评观点进行了浅显地论述。在以唐太宗为首的＂扬羲抑献＂学书观点之下,朝野上下莫不学习王羲之书法,以致王羲之有＂书圣＂之誉。同时,王献之却遭到了时人的贬斥。张怀瓘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重新评＂羲献＂。且张怀瓘对当时盲目崇拜＂二王＂书法的人进行了批评。另外,人品也是张怀瓘评论书法的一个标准。张怀瓘评论书法的态度很值得赞扬,对学习书法的人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对当今的文艺评论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中古士人道教信仰形态之一探

王羲之是魏晋时期道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之一,书帖是研究王羲之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一般而言,学界都接受"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然而,如果细究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道教信仰形态,章仪、服食与养生,可知其与五斗米道的关联仍是模糊的。因此,可以围绕王羲之的书帖,在深入分析书帖内容基础上,尝试将书帖与道教经典文献对参,重述书帖中所见的王氏的道教信仰与实践,依此说明: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     

《郗司马帖》非寄周抚——兼论王羲之生卒年

张彦远《右军书记》中对王羲之《郗司马帖》的释文历来受到人们认同,但从草法与文意判断,张氏释文中的＂去＂字应是＂知＂字之误。由纠正为＂知＂字的新释文判断,收信人与帖文提及的郗昙应该存在友情,但考察史料却发现,郗昙与周抚未曾同居一地,年龄又相差悬殊,关系不可能亲密,因而清代以前认为此札寄给益州周抚的观点不正确;同时,鲁一同考证公元307～365年为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并不合理。     

试析书法史上的“厚王薄赵”

王羲之、赵孟頫都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都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在书法艺术上都有极深的造诣和巨大的贡献。细细评赏两位书法家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两人的艺术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的。后人对王羲之是交口称赞,奉之为“书圣”。然而比起王羲之来,后人对赵孟頫则褒贬兼有,微词颇多,这就是所谓的“厚王薄赵”现象,本文试图分析一下这一现象的原因。 王、赵二人都来自官僚家庭和书香门第,都有为官的政治经历,且都受到过皇帝的宠爱,书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新释——《滕王阁序》注释质疑

对于《滕王阁序》中“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句的注释,历来选本都认为“临川”指的是谢灵运。其主要理由是谢灵运曾做过临川内史。我认为“临川”指王羲之理由更充分些。 首先,王羲之也曾在临川就过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其名篇《墨池记》中曾依荀伯子之说盛赞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的苦学精神。荀伯子是南北朝宋代颍阴(今河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谈兰亭集会的“上巳”日

今年农历三月初三(公历四月七日),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修禊一千六百六十周年。绍兴县文物部门特地举办了盛大的“兰亭书会”,著名书画家沙孟海、田桓、钱君匋、费新我、程十发等都赶来绍兴兰亭,赋诗作书,盛况空前,这是很有意义的书坛盛事。王羲之等四十一人聚会于兰亭修禊,原为晋穆帝永和九年的三月上巳日,没有说三月初     

“心黑”必然“眼花”

今年4月,河南陕县一法官在审判一起致3人死亡、2人受伤的交通肇事案时,在受害人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却以＂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90余万元＂为重要依据,对肇事司机从轻发落。此案被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面对责问,该法官自称＂眼花＂错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痛斥说,该法官不是＂眼花＂了,而是＂心黑＂了。     

论王安石的寓言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寓言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把寓言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寓言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艺术方式有三:一是典型的寓言诗,以动物故事寄托政治见解;二是一些“亚寓言诗”,以人事为题材,而不拘泥于寓言的固有模式;三是一些以“寓言”为题的诗,在对某一事物的叙议中寄寓一定的政治事理而故事情节则被淡化。     

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

屈原的思想、精神对于王充产生了相当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对天、天道的看法上 ,对人德行的评价上 ,博学兼容、主体自觉的精神上 ,对时弊的揭露、批判精神上。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影响对王充思想的形成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王充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屈原精神在浙东学术中得以发扬光大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试论王阳明德育教育模式

王阳明把"良知"说作为德育教育的起点,大力弘扬"学生主体"教育原则,清晰地点明了师生在德育中的角色分工。在德育教育过程中,他贯彻知行合一的方法和环境育人的方法,基本上达到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目的。王阳明德育教育模式有起点,有目的,运用了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是一套体系完整、颇具特色的德育教育模式,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王船山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关系——以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为例

王船山是文学批评的大家,其诗歌创作在明清之际也自成一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可引领我们探寻王船山诗学的奥秘。通过对王船山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的研究,发现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背离之处,联系王船山思想性格及诗学变化历程进行深入讨论,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背离,一方面根植于王船山性情之豪逸与时代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晚年对早期性格与思想的全面反思与矫正。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