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论《警幻仙姑赋》的赋学涵义——兼论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

曹雪芹《警幻仙姑赋》不仅单纯地建构了《红楼梦》的小说情节，而且蕴含着深刻的赋学意义。以赋学视角加以考察，从诸本中异文情况可探出该赋在曹雪芹手稿中的原貌。同时，联系清代赋史，也可探究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并将其赋学理念归结为在“师楚”基础上“融古合今”。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清代赋学研究述评

清代赋学是对此前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对赋学史上的诸如古、律赋之争等重大的赋学理论问题均作出了理论阐发,并建构了富有体系的律赋理论与古赋理论。回顾评述清代赋学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清赋研究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本文主要从国内与域外两个层面,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及80年代以来两个时段对清代赋学研究进行考察。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民国赋学批评新史学观念影响论

进入民国,因辞赋创作所依托的旧学体系被冲击,以及清代考校律赋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制度的结束,赋体彻底失去了现实创作的需求,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学标本。因此民国时期对赋体的研究,既是文学的研究,也必然地含有历史研究的要义。而民国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从漫长而封闭的封建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阶段,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也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治学思维与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试从历史研究层面去探讨民国赋学与古典赋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的论词与选词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为选词底本,在力图保存底本基本面貌的基础上,通过例言即《蒿庵论词》整合选词与论词,在结构上起到关联和互补的作用;并阐发甄录本色的编选宗旨,以序次的调整和类组比较的方式勾勒出宋代词史的脉络,成为近代选本批评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

在金词融会北宋词风的过程中,遗山以其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词和北宋词的交融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融,遗山以其极高的词创作成就而成为这两种文化交叉点上的佼佼者。遗山推崇苏、辛,词风豪放,对元词的发展走向很有影响。在沟通宋、金词以及在金、元词的延续上,遗山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遗山还是在具体词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词创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词人,其词体制完备;词中尊杜,极善融化唐诗;其词又有明显的“史”意识影响的痕迹;金、元之际文人歌酒狎妓之风在其词中时有反映;清代词论对其词毁誉不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遗山词的独特性。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清代词学批评对两大传统词学宗尚的消解

清代词学批评对传统词学宗尚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对婉约与豪放词风宗尚的消解,二是对南北宋词宗尚的消解。上述维面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对词作体派与风格高下之论的破解,后者主要体现为对词作艺术表现模式优劣之论的破解。此两方面共构互渗,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标示出清代词学批评的理论水平与历史高度。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