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语与古咏物诗

关于咏物诗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原因,学术界说法不一。胡应麟认为咏物诗“起自六朝”(《诗薮》)。王夫之说咏物诗“齐梁始有之”(《(?)斋诗话》)。当今也有人认为,咏物诗“萌芽于《诗经》,成熟于屈赋”。说《风》、《雅》、《颂》中的咏物篇章,“开创了我国咏物诗的先河”。(陆坚《中国古代咏物诗三论》,《语文导报))1986年3期)金志仁先生则认为“《桔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诗”。说它“首开咏物之风”并说“撰写咏物诗的风气,不仅在文人中流行,而且也影响到民歌的创作”。(《名作欣赏》1980年1期)说到中国古代咏物诗发     

汉学传播视域下的詹宁斯《诗经》英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詹宁斯的《诗经》译本,作为目前仅有的九种《诗经》英文全译本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在汉学传播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诗经》学与《诗经》翻译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矛盾运动关系入手,综合运用训诂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深入考察詹宁斯《诗经》全译本的产生、思想特质及其在汉学传播史上的贡献。詹宁斯向英语读者介绍东方经典著作,十分重视传达原作的＂深厚道德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詹宁斯翻译《诗经》所依据的评注本,还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经学的范畴,因而这也决定了其《诗经》译本往往无法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论诗歌复译的必要性——浅析《诗经》三种英译本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我们呈现了古代中国的早期文明与文化,尽管几千年来中外学者都对《诗经》研究做出过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诗经》的理解和阐释仍存在许多疑问和纷争。本文试图运用历史阐释学理论,探讨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三个《诗经》英译本对《诗经》文化的阐释。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对今天我们解读《诗经》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从远古社会的鸟图腾崇拜、农耕社会的生殖崇拜和婚恋风俗、上古社会的政治讽刺几个方面分析,阐释《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诗经》中感生神话的文化解读

感生受孕作为殷周民族始祖的降生方式,随着《诗经》的流传,成为了后世历代先王诞生的原型。无论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契,还是姜螈履巨人迹诞下后稷,都是无父感生受孕的结果。通过对《诗经》中感生神话的剖析,阐明了感生神话的演变,从而分析了神话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谈诗歌的欣赏与创作

诗歌是一种运用最精美的、带有音乐性的语言创造意象,主要借助意象以抒情的艺术。诗歌必须有真情实感,构思要新,要巧,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诗歌必须有大胆、新奇、丰富的想象;诗歌要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使诗飞跃、灵动;诗歌要讲究音乐美,还要注意炼字。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李白诗歌《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而《上楼诗》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李白中年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来源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现行小学语文课本等出版物中的李白《夜宿山寺》存在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不合情理等问题,应予纠正,还李白《上楼诗》和《题峰顶寺》的本来面目。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清末民初儒学传授途径的现代化及其中止

清末癸卯学制制定了现代化的儒学传授体系 ,但是清政府没有及时对儒家经典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结果 ,在现代化的教育系统里教授的仍是糟粕与精华俱在的经典。民国成立后 ,以经典不合共和宗旨 ,废除了中小学校的读经课程 ,儒学的制度化传授体系从此真正断根     

论宋代诗词中的日常化经验

从内容的拓展、实际的用途以及传播效果来看,宋代诗词兴盛是以向日常生活靠拢为其助力的,词甚至有了类似于今天广告的作用,而宋诗甚至成为了可以买卖的商品。诗词,在宋代已经不单是艺术了,而是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体现出浓厚的日常化审美经验。     

北宋时期庞籍最早创作“八景诗”考论

关于中国古代八景诗兴起于何时、何人最早创作八景诗的问题,学界看法不同,众说纷纭。针对这种现象,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辨别,文章否定了苏轼等为＂八景之祖＂的观点,指出宋仁宗庆历年间应是八景诗兴起的时代,而庞籍应是宋代最早创作八景诗的诗人。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水浒后传》作者事迹新证

关于《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生平事迹历来都存在着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现根据《东池诗集》和有关资料,对其进行了澄清和辨正。其实陈忱不仅是“惊隐诗社”的成员,同时还是“东池诗人”中的核心人物,依据《东池诗集.初集叙》可证实陈忱生于明万历乙卯仲春,即公元1615年3月,且自号“默容居士”。另外,《东池诗集》中有陈忱的八首诗为前人所未发现。这些都为研究陈忱的生平事迹和诗歌提供了新的材料。     

《诗·郑风》意象简论——《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研究之一

<诗·郑风>的艺术成就与其意象经营艺术分不开,<诗·郑风>意象生成既是先秦"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观念下的自然产物,也是郑地图腾和原始宗教的产物.它们或由意生象,或由象生意,具体而言,<诗·郑风>的作者或借助文化传统构建意象,或利用汉语谐音、多义而生成意象.<诗·郑风>意象艺术给后世对<诗·郑风>诗歌主旨解读及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