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论甘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回族为例

消除贫困是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之一。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认识贫困 ,提出脱贫的对策。西北回族农村的农民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他们属于社会底层 ,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农村聚居区的问卷调查 ,更加深了我们对回族农民贫困的认识。回族农民的贫困制约着西北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对贫困的理性认识是真正揭示贫困根源的途径。摆脱贫困既是指社会弱者在经济上需要摆脱困境 ,还包括个体对教育、文化、娱乐、平等互利、自我发展等精神上的追求。本文认为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目前消除农村贫困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武陵山区多维贫困的测量、分解及政策蕴含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区农民的经济贫困,对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却鲜有关注。通过对该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水平显著高于2006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水平;其中卫生设施、燃料、住房这三个维度对该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大;贵州省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因此要改善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一要设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建议国家设立“武陵山区专项扶贫基金”进行“特困特扶”;三要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计方式。     

是经济贫困还是文化贫困?--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

云南昭通市作家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的深刻之处,是作者对红土高原农民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背后的文化贫困进行思考,可作为当下中国贫困山区人们生存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文本.作品在揭露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当地群众带来灾难的同时,揭示出来自农民思想意识深处的文化贫困.从而使读者认识到,对贫困地区的扶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扶贫,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扶贫.     

基于两型社会知识谱系的学习型村落建设构想

＂两型社会＂的知识谱系是一系列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的知识谱系,它反映出的人与环境之间的空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学习型村落建设提供了理念依据与行动框架。学习型村落建设的紧迫性在于农民超越了自己作为一种关系的存在,与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根基日益疏离,深陷知识贫困与经济贫困的怪圈,对现代农业技术盲从和过度依赖,村落文化内聚性日益消弭等。因此,惟有通过自由生活,体现＂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农民心智模式;对话与交往,增进农民的团结意识;资源共享,形成崇尚学习的氛围;尊重生命,回归自然怀抱等路径,建立农民与环境、现代与乡土、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机制,提高农民的素质与文化品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资源急剧耗费、生态环境失衡的危机。     

关于贫困文化的思考

贫困文化是与贫困经济相互对应的一个范畴,贫困文化反映了贫困经济的精神实质;贫困经济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贫困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贫困文化是造成贫困经济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因,改变贫困经济的状况,必须首先改造贫困文化的价值形态。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贫困解析

农村扶贫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化贫困作为贫困重要范畴之一往往被忽视。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扶贫主张从文化教育着手,注重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能力。本文聚焦于农村的文化贫困现状,通过研究提出一些与农村文化扶贫相关的建议,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