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层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法规制的模式和路径

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内涵包括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和外层空间武器化两种情形。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规制,应当根据这两种情形而采取相应的具体模式。既有的国际条约法不能够充分地、有效地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进行规制,未能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完善国际条约法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建立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应当是实现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规制的理想路径。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实践行为已经基本符合构成国际习惯法的物质要素,即国家实践的要求,但在心理要素即法律确信方面还有所缺失。国际社会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促成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建立     

外层空间自然资源开发制度的缺陷和展望

外层空间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成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重点,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太空大国无疑将成为先行者。当下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没有否定外层空间的财产权,这为外层空间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共同财产＂原则却潜在的阻碍着投资外层空间自然资源开发的热情。若要为外层空间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一个有利的法律环境,制定建立在明确外层空间财产权基础上的相关法律制度是最佳的选择。     

从国际法视角看空间资产的安全问题

空间资产主要是指为民用或军用目的而射入外层空间或者在外层空间组装或制造的,具备正常使用功能的空间物体。目前,空间碎片、有害干扰及反卫星武器等对空间资产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空间资产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关注,但目前尚不存在保护空间资产安全的专门规则。虽然联合国有关外空条约、国际电联的条约和无线电规则以及禁止在外空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空间资产安全的作用,但这些规则达不到有效保护空间资产安全的应有效果。     

外层空间活动许可制度研究

随着外层空间商业化与外层空间私营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实体)将涉足外层空间商业领域。由于目前的《外空条约》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私营企业的外层空间活动被视为相关国家的行为,由该国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为此,各国为监督管理本国管辖范围内的私营企业从事的外层空间活动,在适用有关国际公约内容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本国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其中外层空间许可制度基本上构成了各国外层空间立法的核心内容。     

论空间资产特定问题的法律框架——《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草案的进展、争议焦点及前景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正在制订《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以调整以所有权保留、物上担保以及租赁等方式进行的空间资产融资。议定书起草过程已耗时十年,目前在空间资产的定义和范围,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空间资产的融资中出现违约情形时对违约救济的限制,议定书与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体系规则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甚至导致议定书的起草过程陷入僵局。这些争议问题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博弈以及债权人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虽积极参加了议定书的起草工作,但是国内规范卫星产业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则距离空间商业化利用所需规范还有很大差距。     

空间活动的许可制度与外层空间环境保护——以比较法为视角

人类的空间活动已对外层空间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1967年《外空条约》要求缔约国对本国的空间活动承担责任,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应受缔约国批准并受其不断的监督。该条约还要求各缔约国从事空间活动时,应避免使外层空间受到有害污染。为履行这一义务,许多国家通过其国内立法规定了空间活动(主要是发射活动)的许可制度,其中往往包含保护外层空间环境的要求,作为获取许可证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实施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     

斯普特尼克事件与美国航天“大纲”的出台

由于外层空间政策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相对弱势地位,美国没有成为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后,美国政府确立了载人航天的目标,重视外层空间的实际应用和科学研究价值,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外空政策和外空活动,确立了其后的美国航天"大纲".     

多边贸易体制下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下,战后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由双边领域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向克林顿政府前期的"结果导向型"谈判倾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逐渐转向多边和双边并重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多边规则与国际法在日本这一"非诉讼社会"不断内化.WTO成立之后,日本在应对与美贸易摩擦中日益显示出"进攻性法律主义"的特征.上述转变是日本努力成为"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并寻求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对美关系的表现之一,也是战后日美关系整体变化的一个缩影.     

转基因动物商业化的伦理研究

转基因动物规模商业化的理由是其利益大于风险,对人类及环境不会构成威胁,是一种"道德至上命令",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生命伦理学"禁不住"这一趋势.禁止转基因动物商业化的理由是转基因动物商业化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损害人体健康,拉大各国的贫富差距,不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公正原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存在各自弊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转基因动物可以采取"积极、谨慎"的政策,适当进行小规模商业化.     

建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正在从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作为现代市场规则的建立、完善与实施首先需要一个重要的社会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环境。但是,如今整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却不高,这不仅制约着市场规则的形成,而且制约着市场规则的实施。构     

国际金融危机常态化背景下维护中央权威的作用及措施

忽视政治因素及其影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维护中央权威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在金融危机成为常态且破坏性日增的国际背景下,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央权威不仅有助于保持中国社会的政局稳定,而且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试论空间旅游的若干法律问题

现行国际空间法对空间旅游中的游客的法律地位及空间旅游产生的相关国际责任没有明确的直接规定。根据《维也纳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解释和协调条约冲突的规则，空间游客也应属于现行空间营救制度下的被营救对象。空间旅游中产生的国际责任主要包括空间旅游组织者对游客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空间旅游组织者对他国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及空间游客造成损害产生的国际责任，这些国际责任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

人类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对地球和外空等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和多重损害,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空间环境损害必然引发国际责任,而加快完善有关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制度是当务之急。文章首先探讨现存空间法律规则对空间环境损害的规制,在分析当前空间环境主要污染源的基础上,总结现存法律框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责任制度的选择、归责原则、责任主体、求偿主体和责任方式等方面提出构建空间环境损害国际责任制度的建议。     

家庭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家庭资源与夫妻权威结构

以往对家庭的设想中,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时间"这个维度。随着家庭研究的发展,空间理论得到了运用。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已由过去的封闭性转变为现代的开放性,家庭空间实际是处于扩展之中的。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通过家庭空间扩展中的结构、资源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夫妻权威结构变化,从而分析家庭资源变化之间的关系。     

国际商法地位及体系的演变

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 ,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 ,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 ,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 ,明确其体系结构 ,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 ,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 ,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缺失与对策

司法权威是法治社会外在标志之一,法官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法官权威存在着缺失,这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实现。本文从法官权威应然基本理论出发,客观分析法官内在权威与外在权威缺失的现象,探寻我国的法官制度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并提出改革之对策。     

试论外空《责任公约》及其完善

1972年责任公约是国际政策、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该公约有助于空间物体损害责任的确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空间活动的开展以及外空商业化的进程,该公约的适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该公约存在30多年之后,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探讨,研究是否需要对之改进,以适应外空活动的新发展。     

论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

尽管权威的形式各异，人类社会权威类型不外乎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两种权威类型均为一定社会所必需，均具有外在强制性，但其性质、品质以及生成方式不同。中国社会实现个人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必须考虑中国传统和现实的障碍性因素。     

《荷兰空间活动法案》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遵守国际空间条约义务、满足荷兰空间活动对立法的要求,荷兰于2007年颁布了《荷兰空间活动法案》。该法案体系完整,涉及相关定义、适用范围、许可证、空间物体登记处、损失赔偿等内容,对中国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外空活动商业化背景下空间法中的国籍联系

国籍联系强调了国家在空间活动中的义务和责任,国籍联系意味着责任的指向,所以相关国籍国要增强责任意识,积极采取监管等措施,尽量减小和分散风险,并尽力避免损害的发生。然而,在外空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降低国籍国的风险,以鼓励其减少对私人外空活动的限制;同时,这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强化私人主体的责任意识;因此,“国籍联系的放松”应当是空间责任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但从国际私法层面来讲,应当加强“国籍”等连结点在解决私人主体从事外空活动时产生的国际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