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文章从朱熹理解的“止于至善”出发，论证“止于至善”可以被理解为将国家治理到“全然之极”，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均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并且，还从逻辑的贯通性、全书义理的一致性、与传统思想的契合性三个角度，论证了此种解释的合理性。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     

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论理学人性论的两个方向——以朱子和象山为中心

儒家人性论以性善为主。在宋明理学中 ,朱熹与陆象山分别从道学和心学的立场对之作了不同方向的发展 ,其思想同中有异。朱子与象山分别以“天地之性”和“本心”来论证性善 ,并以此作为道德可能性的根据 ;二人又分别以“气禀”和“物欲”作为恶的来源 ,进而论证道德必要性 ;二人都把物欲作为恶的本质内容 ,都主张制欲 ,此与其反对甚烈的佛、老同道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从“主敬”思想看朱熹的主体修养论

主敬思想是朱熹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在二程提出主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诠释，主要从敬是主一，敬是“动容貌、整思虑”的内外相合以及“敬义夹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鲜明的主敬思想。敬是主体修养时所应有的积极的态度。认知主体只有以敬的态度加强个人修养，才能明善去欲，居敬持志，进而才能通过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种种工夫，达到朱熹所言的“克人欲、存天理”的目的。     

许谦的宇宙观及其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

本文从许谦关于理与气及其关系、鬼神天地之功用与造化之迹、天理之命与气数之命的思想以及对佛老的态度等方面来论述了他的宇宙观，认为许谦的宇宙观基本上是继承、发挥和改造了朱熹的思想，但又具有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并且是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过渡的中介环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思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如保合太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致虚静、道中庸,等等.这些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包含着符合客观实际内容.     

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和声进行的艺术特征

理查施特劳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是德奥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艺术歌曲是他创作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本文通过对歌曲和声进行中各种根音关系和弦的艺术处理及线条化和声的艺术处理两个方面的论述,揭示了作曲家在和声进行的处理方面个性化的艺术特征。     

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英译中国话语建构研究

文学翻译在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形象建构中具有包容、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且具有更高的价值信任度和接受度，更加“润物细无声”。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和传播，莫言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葛浩文的译本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解构西方翻译文学强势话语，进而彰显中国文学特色话语，同时又选择性地顺应目标语话语语境，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话语传播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注重学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进而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民族和亲政策对中国古代实现社会和谐的意义

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民族和谐是国家统一稳定的基础.中国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肇始于5000年前的炎黄,发展于汉唐,盛行于明清,延续到近代,对实现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起了重大推进作用.研究古代的和亲政策,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和”之源与“和同之辨”

中国古代的“和”文化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声音之和”、“饮食之和”、“嘉禾之和”等日常经验事物的感知，然后通过在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礼义之和而进入“和”的本质视域，最后在“和同之辨”中获得对“和”的本体升华和人本把握。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从源头上探寻“和”的产生以及“和同之辨”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现代的阐释，乃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殊途可否同归?——当解构主义际遇和合哲学

解构主义以层层拆解的方式将传统之牢固建构一一摧毁,从而开启自由思想和新的生命之门;和合哲学凭藉中国传统“和”的思想而阐发之,以融突而至生生之境。二者殊途而同归：拆解旨在新生,和合却非凝滞。此固是中西文化之差异所致,却亦可是中西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新的碰撞与合璧。     

曾国藩的和谐社会思想探究——读《曾国藩教子书》

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及家庭身上。晚清名儒重臣曾国藩在教导子女的言谈身教中所包含的修身养性乃自我和谐之本、孝悌乃家庭和谐之道、谦敬真诚乃与他人交之良方、廉洁奉公和施行仁政乃社会和谐之源等有关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思想,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理想国》中的正义观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为此柏拉图首先从个人的正义入手,然后通过理性的归纳,引导到对国家正义问题的讨论上,最终提出国家的正义就是和谐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