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

"正统观"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命题之一,"正统"说自产生以来,争辩之声便哓哓不止,尤其是处夷狄交侵、亡国易鼎之际。清初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整体呈现如下趋向:清廷以夷变夏的高压政策之下,遗民极力捍卫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清廷施行怀柔政策,华夷文化思想观念逐渐走向融合;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逐渐消解。遗民辞赋参与清初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思想语境下正统观的演变轨迹,同时呈现清初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

本文从理清"华夏"与"中国"的概念开始,引伸到中国人的中国观.中国人的中国观形成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华夏之辨",另一个阶段叫做"华夏大防".本文重点阐述了华夏之辨的产生、流布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了"华夏之辨"转为"华夏大防"的必然性.本文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华夏之辨"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华夏之辨"毁灭性危害,当然也涉及到"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对中国人国民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     

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国政治对抗中的地域文化观略论

随着东汉王室衰落以及魏蜀吴三国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原乱局波及华夏边缘区域,在"争正统"的形势下,华夷之辨等文化观念亦在政治活动中有明显体现,本文拟对此做一简略考察。     

论“华夏”

华夏文化的具体形式,体现为华美的礼服和庄重的礼仪形式;华夏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与活力,是华夏民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根本性内涵。华夏文化复兴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华夏民族担负起来。复兴华夏文化,复兴华夏服饰,复兴华夏礼仪,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纵向和横向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

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群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纠葛的历史时期,"华夷之辨"思想的长期存在与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使慕容鲜卑在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道路上面临重重困境.通过追祖溯源、比附祥瑞、五德历运等手段,慕容鲜卑逐渐深入地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了阐释,从理论上为自身位列正统提供了文化依据.而随着自身正统地位的确立,慕容鲜卑对待晋室正统地位的态度亦同时产生着变化,这种转型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心态转圜的一个缩影.     

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铨释,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极端民族意识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近代列强侵略活动激发了极端民族意识的兴起,极端民族意识导源于夷夏之辨,华夏中心观带有复古性、排外性、虚骄性及反理性色彩,倡导文化救国,固守华夷秩序延误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使洋务运动的举措大打折扣,是维新运动以流血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当代国人“汉唐盛世情结”论

汉唐盛世的文治武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当代国人的“汉唐盛世情结”,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的自信历史根基。因此,“汉唐盛世情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只是,我们在向历史看齐之时,还要“睁眼看世界”,处理好汉唐形象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后国家形象、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大、汉唐盛世中汉族成就与少数民族成就、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五大关系,把培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与积极西学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从霍去病墓前石雕看秦汉雕塑的美学价值

文章从中西方古代美术意识的对比中,从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从形成秦汉"大文化"的背景中,看构成中国秦汉时代特有的审美文化的哲学理念,探讨霍去病墓前石雕所具有的高度艺术价值。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从汉语借词看汉族文化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汉族文化对维吾尔有着深远的影响。汉代对西域的影响、唐代对回鹘的影响以及元、明、清对畏兀儿的影响均属于此类。解放之后,随着维吾尔与汉族人民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维吾尔人民引进了为数不少的汉语借词。这些借词来自于文学、舞蹈、逻辑学、种族学、解剖学、林业、物理、生理学、法律、考古学、地质学、美术、心理学、哲学、商业、水利学、政治经济学、动物学、宗教、化学、地理、语言、体育、历史、医学、植物学、建筑学、生物学、气象学、数学、印刷术、音乐、军事、戏剧、交通运输、食品、服饰和财产等二十多种学科门类。其中,汉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饮食和服饰等借词较多,这说明这些领域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颇深。     

论语文课程文化的本土化生成

语文课程文化的本土化包含＂从外到内＂和＂从内到外＂两个维度。在课程理论＂全球意识＂的观照下,以汉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以本国的语文课程为基础,移植外域的先进理论,借鉴外国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话语体系、开展对话交流、注重实验实践、着力开掘创生等策略,生成具有汉民族母语特色的、原生性的课程文化,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这是让语文课程文化在母语学科方面的文化基质通过交流和融通得到凸显和锤炼的内在需要。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秦时期,语言学意识萌芽于政治论辩和道德教化之中:汉代训诂学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提倡"尊儒""解经"的直接产物;音韵学的兴起,根本目的也在于通经释道和诗词歌赋;修辞观的闪现基本上是文论诗话的附属品;语法研究的薄弱,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实用,轻本体的特征;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释意义,是训诂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以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