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媒介形态与故事叙述者的多重互动

故事叙述者与其所赖以存在的媒介形态,共同形成了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效果,同时,也决定了故事叙述者在叙事媒介上的某种倾向性.故事叙述者与媒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融合、对话到被操控的历史过程,融合是人类的原生态,对话是人类的历史延伸,被操控则成为人的媒介化现实.     

论电视声音的叙事功能

本文用叙事理论观照电视声音,认为电视声音基本的叙事功能是叙述故事,并从叙述、连接和参与事件,塑造人物、介绍人物关系、引发人物行动、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创造背景、造成空间感和现场感等方面阐述电视声音叙述故事的基本功能.     

德语叙事理论中的叙述人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有一个叙述人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发挥作用,这是叙事作品的文类特征.传统上叙述人往往被等同于作者,建构论意义观确立之后,文学语言本身的建构或读者对文学对象的建构受到重视,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便分离开来.文本内的叙述人不等于文本外的历史作者,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语叙事批评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小说精神"、"叙述功能"等概念.本文旨在对德语叙事批评中的叙述人概念进行辨析.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     

遮蔽与敞开——《巴黎圣母院》的视角艺术

小说理论中的视角是指故事由谁来叙述和故事站在什么位置来叙述的方式。通常而言,小说的视角有内视角(叙述人等于人物)、外视角(叙述人小于人物)和全知视角(叙述人大于人物)的区别。然而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没有完全独白式的讲述,也不可能只采用戏剧式的显示,小说正是在两者遮蔽与敞开的张力中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本文以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下简称《巴》)为例,分析传统小说的视角艺术和普遍规律。     

"小人物"叙事

小人物故事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本文借助于普罗普的叙述学理论,通过对<驿站长>、<外套>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三个小人物故事的比较,大致归纳了小人物故事的人物角色,划分了小人物故事的叙事阶段,指出了小人物故事的主要行为功能,初步总结出小人物故事的叙事模式,并探讨了这一叙事模式在不同作品中的不同体现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论内视角的一般特征——小说叙述理论漫笔之三

我们根据作家观察和叙述生活时的位置,将小说叙事视角分为高、平、内三种。前此,我们分别论述了高、平两种视角的一般特征,这篇文章则专门就内视角的一般特征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如果说在高、平视角里,作家是站在人物世界之外来观察和叙述生活的话,那么,内视角则是作家站在人物世界之内,通过人物自己观察和叙述自己的叙事方式。作家深藏在人物背后,投影完全被人物覆盖。或者说,作家在形式上把自己变成了人物。     

现代小说叙事中故事的解构与重构

叙事与故事密切相关,没有故事就不会有真正完整和形象生动的叙述。离开了故事就没有叙事艺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现代小说打破传统的故事性叙事模式,放逐故事,正视生活事件本身的非故事性和人类生存本身的非传奇性,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非自由性与荒诞性,使现代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走向了非故事化、非情节化的极端,造成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在进行解构故事的叙事试验的时候,许多现代小说叙事主体又发出重建故事的吁请。从故事入手,洞悉故事的内在本性,在解构与重构中选择一种合乎时宜的策略,就成为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