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儒家伦理与全球危机

当代全球危机主要有二：一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中国的儒家伦理是世界上早熟的文化,它虽然不乏负面的因素,但积极面是主要的。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社会两大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主要是：“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讲信修睦”的用世之旨;“思患”、“通达”的抗危意识和“万世太平”的社会理想。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非遗”档案式保护的国际法立法探析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规定的“非遗”保护模式，以提高“非遗”生命力为宗旨。“非遗”档案化是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有关科研、教育、宣传是保护主要内容，鼓励社会广泛参与是保护实现方式。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与建立和谐世界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条件。这一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主题是大势所趋,具有客观性。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性大观念。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中国走和平兴起道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为广泛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仍任重道远。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辨析

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对一切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有三重规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人类直接追求的目标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着的事实;“和平与发展”是一个特定的实现过程。这三重规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确、全面地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三重规定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澄清目前学术界在有关时代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模糊的或不准确的认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发展战略,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中发展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对教育、贫穷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应该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要义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的科学概念,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相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化相交汇的时代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变革。分析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走向,全面把握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和有效图式,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选择

科学发展观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最新理念,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做好历史选择的重要指针。本文在揭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和深刻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等教育强调能力、追求创新、注重个性的时代特征,以促进个人完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为结合点,分析了科学发展观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进而指明了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综合化、终身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述论

民族关系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这一主题在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实质,并且因国家而异也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但由于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的甚至是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性质、特点以及如何改善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尤其必要。     

论中日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若干特点

近代中日两国社会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改变了自身运动的发展方向,被强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两国社会变革走向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之所以中日两国在西为东渐后形成不同的历史走向,除了两国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差异之外,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起了主导作用,以致于在中日两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战后西欧联合起步的原因初探

西欧联合是战后世界历史的重要现象,它的发展对于西欧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种联合是在战后特定的条件和国际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对此本文拟从思想文化渊源、政治、经济背景等方面进行探讨。     

岭南思想文化在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岭南文化中有关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我国近代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岭南思想文化,分析其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果,掌握其形成的优势,揭示其发展特征,探索其在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更快更好地建设现代化提供参考。     

刍议江泽民同志的“世界眼光”

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以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来观察世界大势和敏锐地捕捉世界的新变化,洞察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摈弃冷战思维,致力人类共同繁荣,主张各种文明"和而不同"谋求共同发展。其"世界眼光"高远而超迈,内容丰富而深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显现出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折射出了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