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自身也存在“困境”,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从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改变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果。本文通过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分析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该村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     

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困境中的休谟问题

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分裂的问题缘于现代意识形态的内在困境。现代意识形态核心是抽象的个人观,它以自利的理性人为出发点,把社会与价值体系视为个人理性筹划的产物,当西方理性观念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的转变时,现代意识形态陷于内在矛盾。抽象的个人观是市场行为模式的一般化,同时也是启蒙时期知识分子观念中共享的文化前提。马克思的实践观指出了走出休谟问题的思想之路。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

哈贝马斯从分析M·韦伯合理性概念入手,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继承,系统阐发了科技意识形态论,提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有别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作为技术统治的隐形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提供基础.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总体上属于科技悲观主义;但是它不仅深化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于反思科技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嵌入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论析

对意识形态的矛盾分析表明,意识形态深陷理性与价值、理论与实践、普遍形式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关系表明意识形态已经越出意识边界。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关联性、总体性、相对独立性特征分析表明,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生活世界中,表现了政治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渗透。意识形态具有的政治认识、合法性及经济变革功能是其实现政治嵌入的具体形式。意识形态的超越不可能通过理性批判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实践,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论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外交中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因素,关键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中的比重是否符合理性的标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外交的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外交的三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相同,这是与各个时期的客观环境,以及毛泽东为领导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认知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地位不同的原因很多,包括国内制度因素、国际环境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个人性格等方面.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是否理想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从不同的时期,依据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比重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来判断.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探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使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路径。近代启蒙理性为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科学认识的保障，而拿破仑开创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史，德国古典哲学则使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历史哲学的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有4种方式：虚假的观念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一系列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在理性与价值批判两个维度获得了充分发展。     

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学说的存在论意蕴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具有多重的存在论维度;结合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座架"思想,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其意识形态学说的存在论意蕴;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座架的运行机制是把个人询唤为主体;他的意识形态学说既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时代意义,也有诸多方面的局限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奥尔森困境”

基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对我国理论界和决策界共同关注的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理性人出于个人理性的选择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摆脱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解释了农民合作组织为什么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了发展较快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能人＂带头,并进一步指明了促使集体利益的实现是对合作原则修订的动因。     

奥尔森的民主生成理论

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控制权由定期的自由竞争性的选举决定，从而阻止了专制统治，而非普选。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更少的税收及更多的公共物品。专制是一种私人物品，而民主则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其生成的障碍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原生型民主的出现在于暴力资源的偶然分散配置妨碍了专制形成，及有助于民主的集体行动的成功达成。     

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劳资议价能力探讨

立足当前存在的劳资分配关系问题,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应用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剖析了企业利益集团形成的机理,探讨了工人集体议价制度缺失的诱因,并考察了发达国家的相关历史情况,指出利益集团的非＂共容性＂会增加社会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使经济发展进入僵化阶段,并引致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开放的市场准入秩序、完善要素谈判制度、构建＂共容性＂利益集团等三方面着手,提高工人报酬比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论集体主义教育的内涵简

集体主义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施以影响,使其形成集体主义伦理道德和价值原则的实践活动的总和。这里的集体是指工人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断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劳动者联合体。集体主义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公私观,体现了对人与人、人与集体关系的规范要求。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主要是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与不可分性。集体主义教育既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     

从传统文化透视中华民族的群体观念

中华民族拥有许多可贵的观念,群体观念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中国与希腊神话的对比以及儒家思想来阐述了中华民族的群体观念及具体表现,并分析了群体观念形成的原因。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显化与产权建设的思考

针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有体制现状及其所引发的有关土地产权问题,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按土地用途进行显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土地产权虚位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产权建设,这对于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共同开发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克服

集体行动的理论为理解南海共同开发存在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是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产生的根源。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结构困境、功能困境与进程困境上。选择性激励、结构优化和大国的作用是克服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的三条有效途径。南海共同开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     

大学生群体行为突变机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行为科学和突变理论,从大学生群体行为突变的影响因素着手,诠释了学生群体行为从渐变到突变的非线性过程,阐述了大学生群体行为突变的机理。本文认为,为更好地引导大学生,要切实落实人本管理理念,实行灵活调动、有退有进、有增有减的学生群体行为管理,同时应实现现有的状态管理向过程管理的转化,定性管理向以系统思想为指导的定量管理与定性管理相结合的转变。此外,要加强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