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公正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二个重要内容,量刑公正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即强化审判监督,又制约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同时通过程序实现控辩平等.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上诉权问题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的上诉权存在实体权限和程序设计上的不足与欠缺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缺席审判制度中现有上诉权的设置难以契合其价值目标及功能需求.通过对缺席审判上诉权进行法理剖析,发现上诉权的价值体现在确保缺席审判实体正义、程序公正及保障人权三个方面,根据此价值预设,上诉权因而具备利益平衡、权利救济及纠正错误裁判三大功能.结合价值哲学和功能理论的实际场域,通过明确不同案件类型之近亲属上诉权的现实权限以及优化缺席审判上诉权的程序设计,以重构缺席审判上诉权的制度设计,从而保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合理运行.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论审判独立的公正与效率价值

应进一步加大审判独立的程度.审判独立是实现审判公正和效率价值的手段.一方面,它对诉讼法程序公正的诸项标准具有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缩减诉讼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而当下我国审判不独立是相当严重的,它导致审判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弱化.     

刑事大要案审判：属性、目标及其限度

由于刑事大要案自身的属性、蕴含的政治深意和反向效应,使得这类案件审判成为司法政治属性的一种集中释放,在审判方针和路线的顶层设计、推动案件查处和审判的有效组织手段等涉及审判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形式上体现出鲜明的政治逻辑;与之相应,审判所要实现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的政治目标不仅具有优先地位,而且具有统领性,审判所要达到的法律目标因与政治目标的紧密联系而体现出对审判实体公正更加重视,审判程序公正服务于政治目标和实体公正等的特点。然而,刑事大要案审判仍属于整体司法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要案审判已有的差异化路径仍需掌握在必要限度内。     

论普通程序简化审与简易程序合并的现实意义——兼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都是以提高效率为出发点的审判模式.但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皆是既难以真正发挥简易程序高效、速决的优势,也难以实现公正与效率最佳契合.因此,合并以上两种程序,构建新的简易程序,对促进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

根据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直到审理完毕。这一原则必须与其他诉讼原则相联结,才能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同时,还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     

无罪推定的司法属性与确立途径

无罪推定蕴涵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作用对于刑事审判公正性目的最终实现具有关键意义.滞后的观念、残缺的制度、失范的操作是无罪推定在刑事审判中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无罪推定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在推进被告人权利宪法化以及改造现有诉讼构造方面取得突破.     

论刑事审判中的当庭确证

本文论述了刑事审判中当庭确证之于程序公正和法官自治的价值.指出当庭确证必须在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规则环境中才能获得理性地实现.并就与当庭确证有关的具体问题如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到庭作证问题、当庭确证的形式、性质以及复议权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古代程序公正缺失的原因

刑事程序公正一直是法律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古代中国,刑事程序公正却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本文从诉讼地位的不平等、罪从供定原则以及纠问式审判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就中国古代刑事程序缺失的原因做了简要分析。     

论刑事侦查执法理念的重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追求。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侦查制度,同样,面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作为刑事执法理念必然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和司法观从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理念,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功效

刑事和解体现出了一种综合的价值取向,它既不是单纯地追求正义,也不是仅仅追求效益,而是在追求正义结果的过程中兼顾效益,以此达到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和解价值体系。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刑事案件在线庭审的问题检视与规则优化

在刑事司法领域,“互联网+”的出现契合了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刑事司法无法自我隔离于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从技术先进性、成本经济性、目的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引进信息技术运用于刑事案件在线庭审是司法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制于庭审样态与庭审规则的限制,刑事案件在线庭审仍蕴含诸多风险,影响庭审实质化的实现。面对信息技术与刑事司法的深度融合,通过重新诠释传统诉讼原则,细化在线庭审规则,完善相关保障措施,力求在技术变革与审判传统、审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刑事案件在线庭审的高效与规范。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论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理

采用法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水权纠纷的民事审判,为构建我国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历史借鉴。中国古代水权纠纷审判分两种方式,即水权纠纷民事审判和附属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前者依据普通民事审判的程序审理,州县衙门是审判的主要承担者;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附属于刑案的水权纠纷审判,以刑事审理为主,民事部分只是刑事部分的附属,不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判决的执行分实体执行与非实体执行,其中非实体执行更为重要。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刑事庭审旁听制度研究

旁听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公开制度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对于整个刑事审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司法实践中旁听制度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我国目前旁听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症结之所在,从认识上进行一定的转变,并且给予旁听以更完善的保障措施,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旁听制度的完善。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