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言:中国近代思想文本中的文学修辞

思想书写大量植入文学修辞,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思想文本中文学修辞的植入有其必要性和历史价值,文学对思想启蒙的"行远"起到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也对其时的思想启蒙以及国民思维的养成造成了负面影响。修辞问题关涉到近代先驱在启蒙思维理路与表达方式上的矛盾心态。国难当头,启蒙先驱的思想言说表现得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基于这样的心理预设,他们内在的理性思路很容易被其表式上的文学激情所湮没。文学修辞在说明问题的同时也可能暗示错误的观念,能够动人感情的思想言辞同样也能迷惑人的判断。启蒙先驱在宣传启蒙思想、批判传统文化时,有意识地汲取文艺学中的各种修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感染了文学式的思维惯性,并在无意识中走向偏执。"五四"启蒙运动中文学修辞承担了很大的思想传播任务,这种充斥着情感的启蒙能否按着既定的理性模式发展,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对近代以降现代性演进中的经典"文本",我们既要看到其正面价值,又要看到其负面作用,如此才能客观、全面地评估近代启蒙思想中的这一现象。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

启蒙的真谛是敢于求知,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从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人类历史上,每逢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发生的启蒙运动,因历史环境的不同,承载着与欧洲文艺复兴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大破灭"前提下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在批判性、理性的运用、看待问题的眼光等众多方面,都与五四启蒙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哲学者"欲通过发动这场哲学上的"国防动员"运动,将各派思想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并借此机会将"新哲学"灌输到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     

从“五四”运动看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向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来以其光辉业绩留芳青史。然而人们很少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也蕴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如果存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又造成何种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场伟大运动的意义,以此对中国当代文化变革方向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一)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在封建制度趋于灭亡和西方列强入侵日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特定背景决定了启蒙思潮发展的性质和方向。1919年爆发的“五四”事件,本身是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发展的结果。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思想的支柱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纲常。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既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     

论近代中国启蒙伦理文化中的女性观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时期,在学习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的女性伦理观,提出婚姻自主、男女平权、女性解放等现代伦理观念,促进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言述样式的演进

近代传媒的兴起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如影随形。近代传媒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传播 (包括文化信息 )从上至下 ,从小到大的扩展趋势 ,而传载信息的语言及言述方式必然要尽可能去适应这种趋势 ,去迎合最广大的受众 ,再加上近代中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 ,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历史任务刻不容缓 ,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轮番登场 ,这都需要通过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警醒和发动大众 ,要通过大众传媒来吸引和影响大众 ,自然要用大众最熟悉、最亲切、最贴近的语言去言述、去表达 ,以最具有直接性、最富于感染力。报刊率先一步开始“白话”化 ,以至最终白话文成为报刊的通用语言和表述方式 ,正说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 ,要求它所传递的语言符号系统要与之相适应 ;更说明在近代中国 ,大众传媒所载负的推动历史变革的责任。显然 ,这种近代传媒“白话”化的过程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积累了经验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和语言文学的大众化提供了土壤。由此可见 ,白话文的最终胜利并非仅仅是“五四”胡适等文人振臂一呼的结果。     

简论近代“新民思潮”的逻辑发展

近代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运动”必然组成部分。它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深入发展的。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这一思潮兴起并不断深入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但救亡的迫切任务又反过来阻碍这一思潮的深入发展，救亡的要求成为制约着近代新民思潮发展的逻辑线索。因此，其艰难的历程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留下了必须完成的课题，又为我们今天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

七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其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两方面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它对于中华民族近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一再引起人们常忆常新的反思。作为爱国救亡运动,“五四”门政治目的在其后三十年便告实现;但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的文化目的在其后七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应有的进展, 以至于今天人们遗憾而惊异地发与现,自己竟然面临着与“五四”先辈们本质基本相同的文化障碍与困惑。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科学文教的发展,遇到人们传统的守旧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的顽强阻碍。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又面临湮没不彰的厄运。在这样的时候,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的文化反思,无疑是大有意义的工作。     

“日本体验”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

"日本体验"是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堂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它伴随着新学的诞生、发展,使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新思想和西方音乐文化有效地在中国大地普及,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语境下的五四小说艺术变革

五四小说发生于中西交汇、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五四小说家们肩负着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衰微与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责任与使命,其小说实践在契合社会变革诉求与"人的觉醒"的时代脉搏中,承袭小说民间私语特质与中国读者大众阅读心理习惯,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叙事方式等藩篱,在改变中国小说固有形态中完成现代小说启蒙使命,从而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人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情结是五四时期优秀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渊源,救亡图存背景下对革命理论的迫切需要是根本动因,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正反两个方面启示着中国人甄别救国方案,是重要的国际因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是必备的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而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从比较中鉴别,从实践中认识,从斗争中凝练,最终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启蒙先声到传统复归——简论戊戌维新文化选择的教训

不仅“五四”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启蒙的里程碑,戊戌维新运动作为文化比较和选择的浪潮,也是中国近代启蒙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说,“五四”以其战斗的姿态,通过提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反对中学提倡西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全面亮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标志了这种近代启蒙走向高潮的话,那么,戊戌变法时期的志士仁人则以其刚刚学来的西学为武器,率先向传统发起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实开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声。戊戌文化选择确是前代诸如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等所无法比拟的。太平天国虽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孔子圣曲,但它不仅通过借助宗教的“皇上帝”,更因为它利用这种宗教观念向传统发起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儿童文学对外来资源的融合与置换

五四儿童文学的发生受助于外国资源的译介与引入。儿童文学先驱并非生吞活剥地"横向移植"外国资源,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为:以"启蒙儿童"为诉求,译介教育儿童的文本资源;以中国想象为基点,扩容"儿童本位"的社会效应。外来他者的引入制导着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开掘,而注重思想显效性的取向则限制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审美性的艺术传达。     

百年来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启示

文章认为思想解放可以成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是近代中国救亡和振兴的一个常青的课题。百年来的中国曾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第二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四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延续至今的思想解放运动。百年思想解放运动说明思想解放具有必然性、承续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