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议

要正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必须认真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要件,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有组织进行的犯罪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严格区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犯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者之间的界限。     

论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重构

1997年刑法修订时并未明确规定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随后司法解释对该罪中的"情节严重"设定了一系列标准。由于"情节严重"在四要件下犯罪论体系地位不明确,司法解释采用了混合认定模式致使其认定标准设计不合理。这导致实践中预防刑要素和责任刑要素功能异化、责任刑要素与预防刑要素混同化、司法实践认定标准机械化、罪的界限模糊化等问题。"情节严重"不仅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且是违法构成要件要素。基于此地位,在对"情节严重"认定标准进行重构时应将主观要素、预防刑要素、恶劣社会影响要素剔除,同时增加商品流通与否、市场失序的原因、对象受害程度、行为性质边界等要素。     

中国语境下的出罪要件建构——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各说各话,没有共识。理论界在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往往根据国外黑社会犯罪的界定作语义推演,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实务界则运用形式解释,以填充构成要件的方式检控被告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俨然演变为"口袋罪"。对此,适宜的解决办法是立足中国国情,运用语境解释,根据已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审判实践,找寻该类罪的实质要件。同时,对该类罪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作适当修正,确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出罪通道。     

论洗钱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洗钱犯罪掩饰、隐瞒了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破坏了金融秩序和司法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本文在考察洗钱罪的来源和确立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特征”

为了逃避刑事侦查和审判，国内外的犯罪组织都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新变动，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业已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如果刑法理论依然停留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严格要求涉案组织必须符合组织特征的形式要件，必将不利于打击和预防新形式的涉黑犯罪组织。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之一。组织特征既有形式的侧面，也有实质的侧面，实质的侧面更能说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处罚根据。根据阶层认定方法，组织特征的成立需要从形式的侧面到实质的侧面进行认定。无论涉案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如何变动，只要能够在实质上认定各个犯罪组织成员在行动上具有"组织性"、组织者、领导者对组织成员的行动具有"事实支配性"，从而能够在违法性上将组织成员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凝聚为一个"结合体"，就可以认定该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目前出现的"松散型结构"的犯罪组织，司法机关应根据阶层认定方法，将符合实质要件的组织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论体系的四要件与三阶层理论之争

作为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核心部件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60多年前由苏联引入至今没有进行重大修改。随着我国刑法专家学者对犯罪理论研究的深入,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不足就凸显出来。曾占主流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已经无法发挥昔日稳定刑事司法局面的指导和检验功能。相比之下,三阶层理论的影响范围却越来越广,它在克服四要件说缺陷的同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对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不能彻底颠覆,也不能全盘移植大陆法系模式。应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加以完善,最终还是要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地对四要件理论进行改造适应完善,以便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撑。     

浅析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事实错误的分类及罪责认定,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理论难题。对事实错误的分类,应该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事实错误可分为对象错误、打击错误、行为性质错误和因果关系错误四类。通过对各类事实错误的罪责认定,确定其各种事实错误的不同处理原则,从而对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为司法机关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立法保障。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立法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为了有效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生,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

本罪中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包括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不移交"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它是一种故意的核心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不移交"的对象是刑事案件;"不移交"不限于"不直接向司法机关移交";"不移交"有时间界限.     

黑社会组织的界定──对竹联帮的个案分析

黑社会组织犯罪日益严重,但有关部门和学者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给打击黑社会犯罪带来了困难。本文试图通过讨论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来对黑社会组织进行界定。本文认为．要考察黑社会组织并进而推断其组织特征,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组织文化是四个最重要的变量。从这一角度出发,黑社会组织有六个基本特征,这六个基本特征反映了黑社会组织的内涵和本质,并成为区别一般犯罪组织与黑社会组织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论犯罪构成的诉讼机能

犯罪构成的阶层性或平面性。不能决定“法庭话语权的平衡”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犯罪构成模式能够设置一定的诉讼规则，体现一定的诉讼职能和目标。大陆法系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设置的是普通法系的可废除诉讼规则。由于缺乏程序要件的保障，虽然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却有损司法公平，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值得借鉴。     

重新认识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刑事立法中的"知意论"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心态的法律依据,在刑事司法操作中有唯心之嫌。刑事司法实践中应该改造因果关系近因说,吸纳美国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概率标准以及犯罪主观心态分两个层次的合理因素,以客观的行为和行为结果的概然关系为依据判断犯罪心态,体现出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推理过程中之交互作用。     

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理解与思考

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笔就该《意见》中确立的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易审)的基本含义、它和简易程序的区别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就该《意见》第6条和第9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增设凸显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法益的保护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同时,也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三种新增行为方式作出准确解读。对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应根据此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阐释;而对于扒窃行为则可以从地点特征和对象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就犯罪形态而言,盗窃罪依然是结果犯,既要准确解读,也应清醒地看到立法修改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罪刑设置均衡性缺损、罪状设置规范性不足以及刑事处罚边界的模糊。     

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

关于飙车行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主要集中为本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区分,飙车行为构成犯罪的,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论处存在争议。对飙车行为如何定罪处罚,还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对此,可借鉴港台刑事立法对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结合现行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技术加以完善。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刑事违法观与犯罪构成关系论

按照主观违法论而加以建构的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按客观违法论建构的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主观违法论强调有责之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客观的危害行为、刑事责任能力都是违法的构成要素,这种因人而异的违法观不能很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根据。从主观违法论立场出发,我们不可能从构成要件其中一个方面单独地判断违法性是否存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定位于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特征,因此,犯罪构成只反映定罪结论,不反映定罪过程。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间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构成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属于非身份犯,转化型抢劫罪与抢劫罪可做同质性评价,司法实务中的生态环境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此前提下,依行为人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轻重采取不同的出罪机制或者弱刑罚化路径,能够彰显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从而,实现规范与政策的有效弥合,达到制度与理念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