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国外城市气候政策实验的三种治理风格

近年来，以城市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者采取的各种可持续性治理举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基于以往分析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的科技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野下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政治学——是一种探究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制度安排或公共权力关系结构与可持续性治理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概念、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个理论视角的一个主要面向是透视气候治理实验在内的可持续性政策实验进程带来的治理变迁。就此而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城市气候治理实验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特征的政策风格：发端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市政自愿主义”、开始于20世纪之初的“战略都市主义”和最近兴起的“气候连接性城市”。总体而言，在混合多边主义的国际气候治理格局中，城市气候政策实验既带来治理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制度性挑战。在城市公共行政与环境政治相结合的进路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议程。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

应对气候变化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借以追求大国地位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减排压力小,能源转型优势突出,法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具有充分的自信。法国以"集体安全"理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为指导,在重视国内气候治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健全的气候外交机制,既通过联合国、欧盟等多个平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也以非洲为主要对象,通过技术输出、鼓励公司参与等方式持续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在赢得国际赞誉的同时,法国的气候外交也面临着诸多隐忧和挑战,国内利益团体的抵制、对外援助资金的短缺,势必对法国的气候外交形成牵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欧洲航运巨头的脱碳行动——规则压力与转型动力

航运业脱碳是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航运巨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兼具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双重身份,既面临来自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欧盟的规则压力,也拥有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转型、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的内部动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遵守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可能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与企业形象破坏的消极预期,迫使其聚焦规则压力较大、转型动力较强的领域,开展对外部规则的“服从反馈式行动”——推进船用燃料的低碳与零碳转型、研发试点绿色船舶技术;而治理规则尚未定型成熟以及期待提高规则制定的要价与谈判能力而产生的积极预期,促使其布局反作用于外部规则压力、稀释上述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规则制定权与话语主导权的实践,开展对外部规则的“议价反馈式行动”——制定绿色航运相关标准、成立行业减排联盟。欧洲航运巨头推进航运业脱碳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论城中村社区治理

城中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首先提出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等理论,然后分析现阶段城中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城中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能动纠偏”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服务保障”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国“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气候政策保障”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大环资审判”格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中等强国视角下韩国的环境外交

作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中等强国之一,韩国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不断扩大,已成为本地区乃至全球事务某些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自身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国际趋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韩国把环境外交视为拓展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中等强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路径偏好。在政府相关机构的主导下,企业和市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使韩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与体制日益成熟。与自身的总体外交目标相适应,韩国的环境外交活动着眼于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层面,业已具备了较强的行动倡议和国际机制参与能力。基于其"可信赖的中等强国"定位,在环境外交领域韩国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角色已初步得到确立。中国在开展环境外交及周边外交过程中应对其予以更多重视,共同推进东北亚环境合作及区域一体化。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利益相关者对海洋渔业及其管理现状的理解日趋深刻和全面，决策参与程度及实质性影响因而不断增大，渔业网络治理兴起并渐成气候，传统的单向线性集权型管理面临挑战。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主动顺应这一潮流，走出“命令与服从”困境，适应、参与并有效推动渔业网络治理进程，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治理目标。渔业管理研究者应关注这一现象及其演变趋势，开展有关渔业网络治理的形态、结构、机制、绩效和正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全球绿色海事治理的基本要素、现实缺陷与实践进路——兼论中国的参与策略

全球绿色海事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概念、主体、客体、实践模式及演进特征,是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以航运、港口及相关产业、部门、区域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为首要议题,兼具海事治理与气候治理双重范式内涵与实践特征的复合治理领域;其模式包括以治理主体为施动者的“主导型模式”和以治理客体为受动者的“指向型模式”;其演进特征呈现为实践议题扩散化、治理机制复合化、驱动力量两极化。当前,全球绿色海事治理存在理论缺失导致治理实践碎片化、角色缺位引致治理秩序低效化、协调缺欠引发治理结构离散化等现实缺陷,应在理论、主体与机制三重维度上深化治理实践。中国可通过构建新时代绿色海事治理理论体系、推进中欧绿色海事合作并提升自身在国际海事组织框架内的话语权、鼓励海事相关企业主体积极探索绿色海事治理路径、发挥海洋中心城市在绿色海事治理议题上的主动性等行动方案,为全面参与并推进全球绿色海事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     

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知识产权立法障碍及应对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知识产权制度第一次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实现了统一——达成了WTO协议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促进技术转让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国均应调整其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以符合这样的目标。然而,各国立法之具体设计并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而统一于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跨国转移。这导致了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至今难以向发展中国家有效转让。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现实困境,重新审视了主要技术输出国美国和主要技术进口国中国的专利和商业秘密立法。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促进我国气候有益技术获取和发展以及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利益角度,吸取美国立法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着手调整国内立法和外交策略。     

面向存在的有情书写——弋舟小说论

在新世纪以降的城市文学相对缺乏城市精魂的大背景下，弋舟以城市的“生活感”和城中人的“生命感”为内核，自觉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整体经验。弋舟以小说创作回应了当下中国城市在发展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审视了城中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勘探了时代的精神状况。弋舟在小说中以有情的姿态消解冲突，解析生命，抚慰灵魂的叙事伦理，对于拓宽当下城市文学叙事的精神边界有着重要意义。     

“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