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资产专用性、融资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高资产专用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三种融资模式中只有内源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债权融资模式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采用内源融资模式则受此影响较小。进一步按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发现,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研究

结合“新”新经济地理学,测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异质性特征和趋势,并构建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及细分行业集聚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索其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高质量增长方面尚存在短板且呈现异质性,存在内部效率结构不均衡、技术进步不足、技术生产率低下、规模效益尚未形成、有效供给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为滞后等问题。(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依然存在粗放型、滞后性的特征,各行业间异质性较大呈现出非均衡现象,各行业均由于技术效率水平影响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对城市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倒U”型关系,需要引导各要素形成技术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引领作用和结构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再定位及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细分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对不同区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解释是集聚外部性,但随着企业异质性的加入,这种解释显得太过片面,"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对地区间的生产率差距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包括"单边选择"和"双边选择")和"分类效应"在不同区位(核心和外围)企业生产率分布三大特征(均值、标准差、偏度)上的差异化表现,来分析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导致其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能够解释大部分行业的地区间差距,而只有很小一部分行业是由于集聚外部性而产生差距的;并且,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不对称的市场规模是影响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作用大小的两个主要因素。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增值税减税能否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事件的经验研究

深化税制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市场竞争地位高、国有产权、处于成熟期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增值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显著。渠道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是增值税减税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率差异,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应加大对民营、初创等弱势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各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产业集聚、产业共聚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产业集聚类型,辨析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基于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EG指数测算了多种类型集聚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的集聚更多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组成,但下属产业自身的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县层面产业集聚弱于省区层面,但是集聚效应在区县和地市层次发挥作用。同一产业下属各产业间的共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共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间多样化的共聚,而不是同一个产业内相邻产业的共聚。通过对产业集聚的细致考察有益于把握区域经济真实状况,把握关键提高效率的集聚,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政策。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识别——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文章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识别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地级市统计数据,考虑城市人力资本变量的内生性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后,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越高,工业企业的产出越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且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工业内部看,行业内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增强,而行业外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减弱.从企业异质性看,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城市人力资本提高中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大.此外,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地理区位距离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工业企业产出的提高.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数字经济下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与应用

虚拟集聚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数字经济下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已经渗入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集聚效应、新动能、新认识、新增长点等维度剖析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研究虚拟集聚对制造业的冲击及其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应用。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是以“网”为基础、以“台”为依托、以“云”为支撑、以“端”为条件,虚拟集聚是集聚在数字经济下的演进,是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具有智能物流、交易费用、空间范围、信息匹配、知识溢出、弱化黑洞、资源配置等集聚效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制造强国梦形成历史性交汇,促使虚拟集聚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动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带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顶端; 虚拟集聚下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是互联,在应用中需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相辅相成,需要技术的支撑,表现为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与端到端的集成,虚拟集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都是在虚拟空间体现,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调、智能化变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虚拟集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国际供应链中的虚拟集聚显著增长,跨境电商兴起,外贸行业快速数字化发展,教育行业、学术会议借助网络和软件线上进行,线上办公、云端会展快速流行,网络与快递业、餐饮与外卖业、短视频与直播经济、云医疗与大健康迅猛发展,数字阅读、文娱产业线上流行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也将推动科技发展带来经济新增长点。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衡阳市2000－2016年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并采用衡阳市2000－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得出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都存在自我发展的惯性现象；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抑制效果仅表现在短期中,长期影响效果甚微；在考察期内,导致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的波动主要还是自身因素,但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仍不容忽视。最后,结合衡阳市的实际情况对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中国制造业企业想要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是制造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不同服务行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运输服务、金融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对中国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保险服务、通讯邮电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对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将制造业按投入要素密集度不同划分后,发现运输服务对技术密集型企业、金融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影响最大,保险服务和咨询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讯邮电服务和计算机信息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负向影响最大。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