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方对医方信任中的能力期望与道德期望——基于网络大数据与社会状况调查的实证研究

患者对医生缺乏足够的信任,是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期望角度看,患方信任中包含着能力期望与道德期望两个基本维度,分别对应着对医生的医术(妙手)评价与医德(仁心)评价。对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16日共52周的网络自媒体(微博、博客、论坛)文本大数据和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二者一致证明能力期望和道德期望均会显著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与能力因素相比,道德因素对患方信任的影响作用更大;即使考虑了医疗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道德因素的间接效应也不输于能力因素。这种对医德的格外强调,既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医生角色期待有关,也同市场经济下患者的"消费者赋权"及其对医患权力关系的重构紧密相联。     

专家参与危机管理中的信任失灵与策略转换

公众科学知识素养的缺乏,社会功能的分工及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决定了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突出的专家信任失灵问题。公众对专家知识期望的理想化、专家自身知识的价值偏向、专家参与机制有效性无法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等,从知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构成了信任失灵的根源。构建专家信息库、提高言论被“收买”的风险成本、完善良好的沟通机制是重获专家信任权威的有效策略。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态度(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

科学技术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是深刻影响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应用,有关其风险问题充满争议,公众与专家的认识分歧愈加明显,信任逐渐取代"理解"成为关键议题。公众对科学知识、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到公众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接纳。在实践上,重建社会信任是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改善中国公众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关系以及公众与科学关系的有效途径。     

代际交往中的“ 弱势感” 建构与信任风险

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年轻人助老被讹"和"老人摔倒无人助"的事件,引发公众对道德滑坡的担忧和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热议。2006至2015年间,四大门户网站和三大主流官方网站对93例老人摔倒事件的报道显示出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增大老年群体被"污名化"的风险,突显代际信任危机。对代际间不信任现象的一种深层解释是,两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建构起有关自身的"弱势感",与对方交往所面临的信任风险被放大。这种主观弱势感的形成不仅受媒体话语的引导,更反映出中国孝道文化传统和当代福利制度等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型塑。理解并采用积极老龄化理念来建构社会政策和引导代际交往,对于提升代际信任具有积极意义。     

多维视角中的语际语石化现象探析

本文从多维角度分析了目前关于语际语石化现象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对石化现象概念的质疑;对石化原因的新探索和关于石化经验性数据收集,其中涉及到传播学中的信息熵,王初明教授的补缺假说等.作者指出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全面地阐释石化这一复杂的语言现象,对它的研究应在充分地观察和积累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多种因素全面考量.     

空主语的隐含现象与认知机制——试析一种特殊连谓句的空主语隐含原因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现代汉语连谓句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句子中带有一个隐含的特殊空主语,其句式可以归纳为公式S1+V1+N(+S2)+V2。这种空主语隐含的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本身的因素,也与语言使用者——人的认知机制有关。本文从认知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出发,对S1+V1+N(+S2)+V2句式中的空主语隐含这一现象进行探索,并挖掘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

研究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盾、科技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态度的矛盾、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信任危机的根源及其应对措施

政治信任缘起于社会学。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政治信任。西方学者在分析政治信任危机中,分别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认为社会一市民、经济一效率、政治一合法性这三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制对于政治信任的高低起着关键性作用。针对政治信任下降的态势,西方各国采取了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这两方面来改善政治信任度。同时许多学者认为,持续改革是保持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     

试析公私现象——从马克思·韦伯区分公私财产论说看中国的腐败问题

本文以马克思@韦伯区分公私财产论说为基点,从物上的公私不分和观念上的公私不分两个层次对因此而引起的我国行政体制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法治、管理科学、政务分开、产权观念等四方面提出了制约公私不分现象的对策.     

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近年来,政府公信力频频受到来自各方力量的影响,而自媒体在信息传播和舆情表达上表现出的惊人爆发力,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自媒体对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鉴于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笔者通过对自媒体传播特性的分析,着重探讨了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和促进作用,并提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增强行政透明度;建立即时、有效的多向、多渠道的沟通机制;主动适应并有效运用自媒体;对自媒体舆情加以理性规制和引导;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自媒体行为;传统媒体要加强自媒体运用,构建正确的舆论氛围,增强媒体公信力。     

会计造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会计造假案件不断出现,成为危害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顽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会计造假的原因有:利益驱动、产权虚置引起的企业外部监督失效、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的政府监督效用低下和会计诚信缺失。因此,应从多方面寻求治理对策:引入保险机制对会计信息真实度进行保险;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完善社会监督与保护体系;建设会计诚信,加强舆论监督等。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网络舆情视野下政府公信力构建论析

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获得社会及民众信任和支持的一种能力和表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尤显重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场,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基于此,结合网络舆情和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可以在理念、机制、法律、规律认识、方向引领等方面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网络舆情中的“哄客”现象分析

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体介入公共事件,表达民意促进舆论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网民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过程中,"哄客"与公共力量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近年来网络舆情不容忽视的现象。公共力量与"哄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合法、是否理性、是否强求"舆论一律"。"哄客"心理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前现代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舆论传播形式比较

为了考察历史上的舆论传播形式,运用传播学理论,历史纵向地回溯先秦时期与秦汉以降封建社会的舆论传播形式,揭示舆论传播形式的合理性与文化繁荣度和社会稳定性的主面关系。认为:君主虚己纳言、郑人乡学议政、学派以论治世,是先秦时期多渠道的舆论运动形式;防民之口与君臣谏纳、君主微服私访与窒阻下情上达、民间横向清议与官方粉饰太平,是秦汉以降封建社会的舆论运动形式。舆论传播以思想意识的运动力量曾经促动了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成为封建王朝更替的诸多原因之一。     

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现状调查与分析

根据对几所大学的大学生抽样调查分析,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又存在严重的缺失。其原因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崇尚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舆论氛围尚未形成;传统教育有碍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培养;家庭和社会功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