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贫困系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基于收入与住房两个层面得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层面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从结构与文化视角立足于城市体制性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等层面剖析了致贫原因,提出从发展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强化城市社会救助支持、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消减贫困.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独特方式。进城农民工的贫困起源于农村,他们的户籍身份使得他们只能从事那些从中获取的收入无法让人摆脱贫困的工作,使得他们无权获得专为非农业户籍人口设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当地的城市贫困标准,但在目前阶段,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到的所谓“城市贫困”处境,应该是农村贫困在城市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为贫困所厄的人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的街头，像这样的行乞者随处可见。他们原来可能就是依赖土地而生活的人，粮食对于他们是每年都会收获的希望。但是，现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依附于城市而生活，食品对于他们就是需要用尊严来换取的血浆。他们确实不受土地的束缚，却真正为贫困所厄。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消除城市贫困 构筑和谐社会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市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中的他们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城市市民在医疗服务、城市贫困、下岗职工、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较低。     

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

综述近年来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成果,城市贫困空间多元固化性日趋突出,表现为弥漫型面状扩张、镶嵌状隔离与簇状隔离、碎片化的"城中心、外围区和城乡结合部"贫困空间集聚;住房体制改革、市场化开发拆迁、流动人口聚集以及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固化了贫困空间的集中化。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提出了以贫困聚集区为单位的治理思路,一是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强化公民参与过程,改变贫困区域的地域格局。二是以教育资源为重点,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贫困区域的生态环境。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手段,丰富公共服务内容,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项目。     

打铁夫妻：跟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走

在我们身边，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从外地到都市谋生，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在都市的各行各业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工作内容和市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而本身却游离于这个城市之外，无暇欣赏都市的繁华。人们把他们称为“城市边缘人”。据统计，目前在我国，城市边缘人员已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群。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9400万以上，他们中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人处在边缘地位：而超过4000万的失地失业农民中，有不少于1000万人属于边缘人的范畴。专家指出。让“城市边缘人”不再边缘化，是有关政策、城市管理、社会生活已经面临的课题。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居民迁移城市的影响因素与政府作为

文章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的直接诱因是在城市劳动的边际收益高于在农村劳动的边际收益,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永久性搬迁,而是呈"两栖式"候鸟型,这是由于永久性迁移行为受到多种成本与制度因素的制约。文章对农村居民迁移城市的条件进行了讨论,认为政府在促进农村居民向城市永久性转移方面应注重制度建设与政策引导,提出了建立移民区,改革户口制度,建立全社会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对移民进行教育培训,对城市原有居民进行相容性和适应性教育等措施。     

中国城市贫困层问题

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是继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必须关注的焦点。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城市贫困层致贫的原因,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求缓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对策。     

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及防范对策

在对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调适作用，并从社会文化要素保护、旅游接待地文化调整及融洽社区居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旅游扶贫文化风险的防范措施。     

辽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辽宁省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省份,＂辽宁试点方案＂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再次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从发展角度看,辽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远未完善。据此,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辽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对老年贫困、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对居民福利的作用,探索制度运行中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为辽宁乃至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改革依据。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思考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生活在祖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完善我国现有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脱贫攻坚的成效考量与示范意义

为进一步衡量地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和居民生活品质,利用2019年安徽省岳西县有关数据,构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地脱贫成效,总结精准脱贫提升居民“三感”的示范做法。研究发现:该地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较弱,收入、物价、医疗等方面有待改善;而居民安全感较强,工作感受、居住条件等满意度较高。据此构建提升居民“三感”的长效机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