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初探

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是一个十分隐蔽的过程,获取非常规预算调整的具体数据和信息十分困难。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导致预算调整频发、行政首长和部门首长主导、缺乏监督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降低等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预算执行中采取超预算收入、＂硬缺口＂等策略进行非常规预算调整。压力型行政体制、地方行政首长更替频繁、地方政府预算资金零散化是造成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问题的主要原因。建立民选的地方政府、构建新型财政分权体系,完善地方层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晋升竞争激励程度与债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针对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中主要存在大部分财政收入游离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之外、违规退库、无项目无单位空头结转预算支出指标、潜在负债风险增大、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分析了现行财政体制、相关政策及地市以上财政集中过高,地方财政收支不同步,压力较大;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不规范以及财政预算执行保障体系的不够完善等原因。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对策:一是深化改革,完善和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财政行为,三是健全财政收支预算的约束机制,四是建立和完善财政收支的监督机制。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非税收入是政府通过收费、基金、附加和罚款等方式筹集用于履行政府职能的收入。政府非税收入的现状表明,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健全科学的非税收入机制,对于深化财政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预算软约束理论的评析

本文综述了“预算软约束”有关理论 ,介绍了钱颖一与 a.Rolard GF 1 998年建立的三级科层预算软约束模型 ,该理论是用来解释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加强对预算约束程度 ,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财政分权和地区间竞争 ,而地区间竞争又引发了民营化 ,从而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最后简要评析了该理论 ,归纳出了预算软约束理论发展的两大特点。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更易操作的综合指数法构建了系统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数,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7-2015年间的公共服务绩效水平,进而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以重新检验财政分权的公共服务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表现出地区差异显著和总体态势改善的时空特征;不同视角测度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收入分权与公共服务绩效负相关,而支出分权与公共服务绩效正相关;财政分权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绩效影响的表现并不相同.最后指出,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增强现有财政分权体制的合意性.     

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与纵向财政不平衡——来自新《预算法》实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将新《预算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和空间双重差分（S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对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对纵向财政不平衡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与直接效应相比,间接效应的动态影响更加持久。从空间特征来看,其他省份财政透明度对本省份纵向财政不平衡和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在地理距离相近及经济距离相近的省份间都存在溢出。因此,应当多维度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理顺纵向财政关系,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遏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过度竞争,打破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救助幻觉,防止纵向财政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