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建设及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为特定社区或共同体所拥有。它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对村改居社区的党组织建设和治理进行研究,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全面地了解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建设和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转型社区党组织建设和治理进行理论探索,从而在实践中改善村改居社区的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和领导力,推动社区的治理创新。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较低,党组织建设滞后,治理不善。通过社会资本建设,改进社区的关系网络、规范与信任,可以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重塑党组织的政治权威,提高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推动社区建立新型治理模式和社区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社区的治理效率,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善政良治。     

“村改居”小区中的自办物业与社区治理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村改居"成为村庄转型的一种选择。政府主导下的"村改居"容易形成后期管理中的物业难题。"村改居"小区中的物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准公共品供给问题,同时还夹杂着转型村庄中的治理问题。通过自办物业的方式,村委会既能完成物业管理任务,又能借助"物业办"完成村庄治理工作,在村委会和"物业办"之间,形成互相支持、有效运行的平衡网络,保障社区共赢。自办物业存在着一定的困境,困境产生于村庄转型过程中,应当由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面对和消化。     

“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

"村改居"社区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区类型,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有着社区形态的过渡性、生活场域的二元性、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因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村改居"社区,"党政经"一体的"混合型"传统组织架构这一弊端,造成党组织权威弱化、自治组织地位虚化、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异化,引发社区治理失序。以"政社分离"、"政经分离"为标志的治理改革,让社区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推动社区治理事务类别化与权责明晰化的同时,有助于基层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城镇化引起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必然给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问题,从而引起基层治理的转型.过渡型社区的出现及城乡关系冲突的发生,使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面临问题和挑战.以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区为目标,构建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是应对挑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新形态——以"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建设为例

伴随着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强大,传统管制型的政府体系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诉求,如何调整组织形态,以合作治理导向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世界在探讨的共同话题. 分析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以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积极推行的"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为例,剖析城市基层政府在这一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合作导向的治理结构和内容变化趋势,从中寻求适应当前城市化特征的基层政府治理新形态.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新时代城乡社区协商若干问题的思考——理论考察与实践探索

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城乡社区协商也具备了较多有利条件,一些地区立足当地实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启东市社区协商的"三明确"和"三结合"、威海市的分层次社区多元协商制度.当然,社区协商依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比如"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带来的挑战、"合乡并村"加大了农村社区的管理强度和复杂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重视社会治理的区域异质性,提升后发地区协商水平,缩小社会建设的地区差距;重视历史文化因素,尊重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有底线思维,因势利导,尽可能达成协商预期;一切从实际出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培育"社区领袖";改变传统社区治理方式,因地制宜引入"智慧社区".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与治理主体创新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基层主体治理方式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而迫切要求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打造多元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体系。在这一治理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治理的现状,提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法庭的必要性。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村改居”社区和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村改居"过程涉及社区、居民的多层面转变。"村改居"社区和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社区建设、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目标一致、内容协同、载体互补等方面。在"村改居"社区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谐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条件。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村改居”社区教育妇女参与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州市建新镇马榕社区、金亭社区和淮安社区的调查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城镇化迅速兴起,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村改居"社区的数量持续上升,失地妇女数量增加,但失地妇女群体的素质和生存技能不高,如何开展"村改居"社区教育,提高失地妇女整体素质和生存技能非常重要。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通过实证分析,着重对"村改居"社区教育妇女参与状况进行了探究。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社会资本视域下“村改居”居民社区意识研究——以Z市A社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产生的。同时,传统村落居民在熟人社会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也因生活场所的转变而受到冲击,而居民新的社区意识尚未建立,不利于社区组织运行及社区的自我发展。文章以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指出“村改居”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弱化、互惠规范失序、社会信任不足,极大降低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与参与感,使“村改居”居民的社区意识不足。提出应通过打破居民的社交隔阂、培育新型社区文化、加强社区制度建设来重建居民社会互动网络、构建新的互惠规范、夯实信任基础,从而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密切居民与社区的联结,稳固社区基础,发挥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提高社区组织运行与合作效率,促进社区的发展。     

城镇化道路上的夹层：城乡结合部“村改居”社区考察

城乡结合部的“村改居”社区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就地城镇化社区形态,城镇化对当地不同的生活主体在权利体验、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考察结果发现：青年群体、中年群体以及老年群体的生产方式在可选择的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村改居”后社区制度实践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当地居民的市民身份权利体验存在较大落差;“村改居”社区的物理空间与人际关系的心理空间存在着或断裂或延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