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干部积极干，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脱贫地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基于两个县域的比较分析

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面脱贫。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脱贫地区的脱贫人口还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风险依旧存在。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对脱贫地区防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展开研究。在论述构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开展的探索实践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防贫监测与帮扶机制构建的具体路径,即需要科学确定监测标准,精准锁定监测对象;分类分层进行预警,建立完善的动态预警机制;细化优化帮扶举措,构建多层次和复合式的帮扶机制,才能防止规模性返贫,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阶梯钻钻削AISI4340的轴向力和刀具温度研究

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视角,引入非认知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各维度按照影响程度高低依次为积极自我、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与纯粹农业策略相比,选择非农就业策略或农工兼业策略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策略和农工兼业策略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户非认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加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最终实现相对贫困的缓解。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实践中的农户主体性——基于宁夏南部民族社区调查

绝对贫困消除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发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脱贫在稳定脱贫中的重要作用。以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脱贫在精准防贫实践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对宁南山区3个脱贫县10个村产业发展调查显示,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主要受到土地流转及老年农业制约。基于“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这一理念,即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原则,依托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劳动力素质中心化、服务帮扶媒介化、政策导向服务化等措施,振兴小农户产业,推动脱贫农户主体化进程,有效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划分标准下,受访地区高达27.83%的农户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户主层面,性别为女、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基本特征层面,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户主年龄、交通通达度、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在读大学生等5个变量均不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早日脱贫的建议。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

[提要]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质量是目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文章在界定“脱贫质量”的基础上,给出了脱贫质量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提出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文章提出的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是：持续高速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禀赋结构升级是深度贫困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最优先选择,包括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资本,切实加强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决战;助推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的益贫性,为高质量脱贫提供产业支撑;建立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筑牢高质量脱贫的底线基础;建立2020年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援助体系。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

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 ,存在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此 ,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和扶贫政策规范化 ,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力度等多重视角进行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中国扶贫战略的偏差及其修正

特殊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存在着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而,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扶贫政策规范化,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多重视角进行。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