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王昭君故事自诞生后,不断为史书、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丰富、加工。自汉晋至唐宋,诗人们运用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创作出了数量不菲、主题各异的名篇佳作,其中白居易昭君诗堪称这类咏史诗的典范。白居易在不同时期创作的6首昭君诗,并非为单纯咏史而作,它们寄托着诗人起伏不定的多维复杂心态,折射出恋君、怨君、恕君的仕宦心路历程。白居易昭君诗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后人,其翻新议论的手法对宋代昭君诗创作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白居易昭君诗是对昭君故事能动、多维的反映,关合自身仕宦心路历程的昭君诗体现了咏史诗的本质规律和创作原则。     

白居易闲适诗原论

白居易元和十年自编诗集的原生态闲适诗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闲适诗以阐发道家思想为主,体现白居易对传统士大夫超脱世俗、修身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它们继承陶渊明诗的文思高玄和韦应物诗的高雅清闲,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并加之以平易浅显,成为其四类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闲适诗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表达了应对人生的态度。从中唐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儒释道思想、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陶渊明等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以及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等外部诱因都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贾平凹商州艺术世界论

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建立起商州艺术世界 ,形成浑厚拙朴、精光灵秀的艺术风格 ,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中国传统表现手法与现代派手法、商州民情民俗与心理刻画相融合等多维的艺术景观。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张金亮白居易闲适诗，在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白居易集》中列为四卷，共２１６首。粗略考察其创作时间，最早的约作于任校书郎时，最晚的写于杭州任满、卜居洛阳，任太子左庶子、公司东都时期，年龄跨度当为３２岁至５３．ｆ之间，历时２０余年...     

白居易闲适诗艺术探微

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其讽喻诗、感伤诗在艺术上迥异其趣，根本原因在于诗人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心境都不相同。前者是以诗歌作为干预现实的武器，后者是以写诗作为闲适生活的补充；前者大多写于作者志气高昂或感情深沉之时，后者大多写于作者心境悠闲平和之日，因而其闲适诗在白居易的诗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论白居易诗中的爱情婚姻观

论白居易诗中的爱情婚姻观孙兰廷白居易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有唐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上，其贡献是令人瞩目的。他写了大量的爱情婚姻诗，这些诗反映了他的爱情婚姻观。探讨于此，对白居易思想和创作的深化研究，庶几略有裨益。一、继承“相敬如宾、始终如一...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论白居易寓直诗中的非朝事情感及其成因

寓直是白居易在朝廷任职期间的重要朝事活动,他在元和初年和长庆初年,都曾以草诏的职使寓直,但在他的寓直诗中,却表现出了强烈的非朝事情感。元和初年以左拾遗充翰林学士,正值翰林学士以殊职向普职转化的时期,白居易的寓直也没有殊遇之感,因而其寓直诗中有一种强烈的求闲养拙的情怀。长庆初年,他以考功员外郎知制诰,后任中书舍人,在仕途走向平顺时,他又生发了强烈的病衰心理,知足保和意识成了他此时寓直诗的主要情感特征。白居易的寓直活动,虽然官阶品级不同,政治环境不同,但都有明显的非朝事情感,这也构成了他政治心态的鲜明特色。     

白居易的诗中乐舞

白居易为中唐时期重要诗人。唐代乐舞扩大了白居易诗的题材,开辟了其诗的新境界,大量乐舞诗成为他的诗作中一枝别具风姿的奇葩。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乐舞,根据其表演的场所和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社会生活乐舞,宫廷乐舞,宗教祭祀乐舞。从其诗文着手,是了解唐代音乐舞蹈文化的一个良好途径。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白居易的洛阳诗及其文化意蕴

白居易创作的大量表现洛阳的诗中,关于洛阳自然和园林景观的描写极富诗情画意,侧重表现的是其远离喧嚣的幽静,以及诗人在此间的闲适;寺观也失去了宗教的超然高蹈和庄严肃穆,而成了和园林别业一样供人游赏的景色宜人之地。其笔下的洛阳是"闲"与"隐"的统一体。白居易深刻地体验到了洛阳文化的精神底蕴,并以自己的"中隐"思想和闲适情怀深化了洛阳的文化蕴涵。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解读白居易咏庐山诗的人生意识

白居易自唐宪宗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后,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政治态度由积极而转向消极,人生意识形态也开始复杂多变.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他在咏庐山的一些花木等诗篇中,则明显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     

试论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创作的矛盾变化

白居易的生活,一般以元和十年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主张诗歌应该积极干预时政;后期则注重诗歌抒情咏物的功能。反映在创作上,前期以“讽谕诗”为主,后期则以“闲适诗”、“感伤诗”为主。本文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种矛盾变化的原因,并对其后期创作作一简单的分析评价。     

白居易江州诗集原貌考察

元和十年自编诗集十五卷是白居易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一次编集活动。现存白集前十五卷诗已非江州诗集原貌,其中掺杂了大量元和十年之后的作品,而一些原本属于江州诗集的作品又被白居易删除。在卷次安排上,现存白集前十五卷中一些原本收录江州诗集作品的卷次可能发生过平移。江州集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白居易在嗣后历次自编文集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结果。